某个首富被整顿了说明权力大，某个政客被财团操控了说明资本大，根据大家最朴素的判断，我们都会觉得权力更大，毕竟权力拥有暴力，国家可以逮捕企业家、没收资产、关闭公司，甚至让一个人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历史上这样的案例从来不缺，罗马帝国杀富商充国库，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没收教产，普京把不听话的寡头关进西伯利亚，国家想要摧毁一个资本家一纸文件就够了。从这些案例来看，答案似乎不言自明，但是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这个结论，如果我们愿意再往深想一层就会碰到一个让人头痛的事实，权力可以消灭任何一个资本家，但权力从来没有成功消灭过资本本身。普京把霍多尔科夫斯基关进了监狱，但俄罗斯的寡头经济结构完好无损，旧寡头倒下的地方新寡头已经在排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可以传唤华尔街的CEO们到国会山接受质询、可以给他们难堪，甚至可以罚他们的款，但最后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政府用纳税人的7000亿美元去救了制造危机的那些银行。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权力碾压资本的案例中同一个模式反复出现。权力打到了人，但那个让这个人成为首富的结构纹丝未动，人可以被替换，结构照常运转，这就意味着权力大还是资本大这个问题的答案远比我们直觉中以为的要复杂的多。而要真正理解这组关系的复杂性，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不是因为马克思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恰恰相反，马克思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资本和权力根本不是两个在擂台上掰手腕的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对抗暧昧得多、比合作危险得多。要看清楚这组关系最好的办法是回到它的起源，看看资本最初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讨论一个经济学教科书从来不认真追问的问题，资本家的第一笔资本从哪来的。主流经济学喜欢讲一个天真而温馨的故事，从前有两种人，一种勤劳节俭、日积月累攒下了第一桶金于是成了资本家。另一种好吃懒做、挥霍无度最后只能出卖劳动力沦为工人。在这个故事里不平等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就象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没什么好抱怨的。马克思把这个故事称为资产阶级的创世神话，并且毫不留情的拆穿了它。他说真正的历史和这个童话故事恰恰相反，资本的第一桶金不是攒出来的是抢来的，而抢劫的工具就是国家权力。
英国的案例是最经典的，从15世纪末开始，英国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通过圈地运动把几百万世代耕种公共土地的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强行驱赶出去，这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一夜之间变成了除了一双手之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自由到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别人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生存手段。与此同时，被圈占的土地变成了私人牧场为毛纺织业提供原材料，这就是资本主义诞生的真实起点，不是自由交换而是暴力剥夺，不是市场的自然演化而是国家机器对普通人的系统性掠夺。殖民扩张进一步放大了这个过程，西班牙从美洲掠夺的白银、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亚洲榨取的财富、大西洋奴隶贸易把数百万非洲人变成商品所创造的利润，所有这些都通过国家授权的暴力机制被转化为欧洲工业革命的原始资本投入。没有皇家海军的炮舰就没有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没有议会通过的圈地法案就没有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资本的每一块基石都是权力帮它砌上去的。马克思因此写下了他最著名的一句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果故事到这里为止，那权力大于资本这个判断看起来是完全成立的，资本是权力的产物、是权力的附庸、是国家暴力机器孵化出来的一只金蛋，没有权力资本连出生都做不到。
但故事没有到这里为止，马克思接下来的分析才是真正让人坐立不安的部分，原始积累只是第一章，第二章是资本长大了，当权力通过暴力完成了原始积累，当工厂建起来了工人被赶进去了，利润开始流动了，一个微妙的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开始发生，资本逐渐获得了一种不再完全依赖于权力输血的自我增值能力。一家工厂的第一桶金也许来自于权力的恩赐、政府批的地、低息的贷款、税收的减免、对劳工权利的选择性忽视，但一旦这家工厂运转起来，一旦工人的劳动开始源源不断的为工厂主创造利润，一旦利润被再投入到更大规模的生产中去，这个增值的循环就获得了自己的内在动力。它不再需要每一次都从权力那里获得新的输血，因为它可以自我喂养了。利润产生更多的投资、更多的投资产生更大的规模、更大的规模产生更高的利润，这个循环一旦启动就象一台装上了永动齿轮的机器，自己就能转下去，而这正是资本和权力之间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起点。在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完全依附于权力，没有国家的暴力开路，资本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但当资本完成了早期积累开始自主运转之后，它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就从单向的依附变成了双向的需要。国家需要资本来创造经济增长、提供就业岗位、贡献税收收入，资本需要国家来维护产权制度、执行商业合同、镇压劳工的反抗、在经济危机时出手兜底。这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合作关系，韦伯后来准确的将其描述为一种动态联盟。
但合作并不意味着平等，随着资本积累的规模不断扩大，这组关系的力量对比也在悄然变化。当一家企业大到拥有百万员工的时候，政府就不敢轻易让它倒闭了，因为百万人失业意味着社会动荡。当一个金融机构大到它的破产会拖垮整个银行间市场的时候，政府就不得不动用公共财政去救它，哪怕制造危机的正是它自己。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那个著名的大到不能倒的逻辑，当一个平台大到控制了一个社会的支付系统、通讯网络或电商基础设施的时候，政府就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真正摧毁它了，因为摧毁它意味着经济的基本运转受损。资本在被权力扶植起来之后，长到了一个权力不再能轻易消灭它的体量，孩子长大了已经不怕父亲了，不仅不怕他还开始反过来对父亲提要求，要求更低的税率、要求更宽松的监管、要求更有利于资本流动的法律环境、要求政府在国际谈判中为它的利益代言。在美国这种反向塑造表现为企业对选举的资助、对国会的游说以及政商之间旋转门市的人事交换。高盛的前合伙人去当财政部长，任期结束后回到华尔街。
在全球范围内跨国资本利用不同国家之间的税率和监管差异进行套利，实际上迫使各国政府在吸引投资的竞争中不断降低自己的管制标准，这就是所谓的逐底竞争。所以，资本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历史运动轨迹如果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粗略的概括，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权力创造资本，国家通过暴力完成原始积累、圈地、殖民、奴隶贸易，为资本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全部先决条件。在这个阶段，权力是绝对的主导者，资本是权力的造物。第二阶段是资本获得自主性，一旦增值循环启动，资本不再完全依赖权力的直接输血，它开始以自己的逻辑“利润最大化”来组织生产和分配，并且越来越多的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塑造社会的面貌。在这个阶段资本和权力是合作关系、各取所需，但已经不再是从前那种单向的主仆关系了。第三阶段是资本反过来塑造权力，当资本积累到足够的规模，它开始实质性的影响法律的制定、政策的走向乃至政权的存续。在这个阶段，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它的意识形态宣称是什么都必须维持经济增长，而在当下的世界里，经济增长就意味着资本的持续积累。一个不能保障增长的政府会失去合法性，于是权力开始主动的甚至急切的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需要，哪怕它嘴上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线性替代的，在当今世界的几乎每一个国家，无论它的体制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同时观察到权力创造资本、资本自主运转以及资本反过来塑造权力。这三种动态并存的局面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远比谁大谁小复杂得多的图景。
所以，资本大还是权力大？马克思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它之所以是陷阱，是因为它预设的资本和权力是两种外在于彼此的可以被分别衡量的力量。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揭示的资本和权力从来就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它们是同一个社会结构的两个维度，一个提供经济动力、一个提供制度框架，一个负责让财富增值、一个负责让这个增值的过程不至于失控到摧毁整个社会。马克思在共1产党宣言里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话，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这句话在最字面的层面上可能过于激进了，并非所有国家在所有时刻都完全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确实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它可以在某些时候按照自己的政治逻辑行事，甚至打击某些特定的资本家或资本集团。但是在一个更深的结构性的层面上，这句话所揭示的东西是成立的，无论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具体博弈在表面上如何展开，国家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始终是维护一种让资本可以持续增值的制度环境，它可以调节增值的速度和方向、可以决定利润在不同群体之间如何分配、可以偶尔拿一个不守规矩的资本家来杀鸡儆猴。但它不会也几乎不可能去终止增值这个过程本身，因为终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投资、没有增长、没有就业、没有税收，意味着这个政权赖以存续的全部物质基础从根部坍塌。无论一个政府的意识形态宣称是什么，它都需要经济运转，而在当下的世界，经济运转就是资本运转。名字可以不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社会市场经济、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但底层运转着的东西是一样的。劳动创造价值，剩余价值被提取，利润被再投资，资本在增值。
资本和权力的真实关系不是对手，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合作博弈、相互制约、相互依赖。权力偶尔会打掉一两个太不安分的资本家，但这从来都不是在反对资本，而是在维护资本运转的秩序。牧羊人宰掉一只不听话的羊从来不是因为他反对畜牧业，而是为了让羊群走得更整齐。那么被夹在这对共谋者之间的普通人、出卖劳动力的绝大多数处境又如何呢？说实话，无论资本大还是权力大，这个问题的答案都不会实质性的改变他们的日常处境。在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体制里，人们被平台抽佣、被算法驱使、被裁员，然后发现政府不会出手相救，因为政府正忙着救银行。在权力占据主导地位的体制里，同样的事情照样在发生。唯一的区别只是偶尔有一个资本家被公开惩罚，然而佣金没有降低、工作条件没有改善、剩余价值的提取一刻也没有停过。被打掉的是一个人，棋盘纹丝未动。而这个系统最强大的防护甚至不是暴力，它最强大的防护是一种让人几乎无法觉察的能力，把自己伪装成自然现象的能力。当一家公司裁员3000人的时候，公告里写的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当大多数人的工资十年不涨的时候，经济学家解释说这是市场供需的结果。当整个社会的财富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向极少数人集中的时候，人们被告知这是效率优化的必然代价。所有这些说法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把一种由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做出的具体决定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伪装成一种象天气一样无人控制、无人负责也无法更改的自然力量，没有人会对着台风生气，台风就是台风，只能躲。于是也没有人对着经济规律生气，经济规律就是经济规律，只能适应。
但资本不是台风，马克思穷尽一生都在论证同一件事情，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的由人所创造的社会安排，它有一个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开始充满了暴力和血腥。既然有开始，它就不是永恒的自然法则，而既然它是人创造的，那么至少在原则上人就可以改变它。至于怎么改变这是一个更难更大也更危险的问题，马克思给出了他的方案，那个方案在20世纪的实践中结出了极其复杂的果实，其中既有解放的尝试也有新的压迫。但在谈论任何方案之前，第一步永远是一样的，停止把一种人为的安排当做自然秩序来接受。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讨论谁是更厉害的棋手，讨论是资本更强还是权力更强的时代，马克思所做的事情是让人们看见棋盘本身，看见棋盘上那组古老的顽固的从原始积累时代一直运转到今天的社会关系，一边是拥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另一边是出卖劳动力的大多数人，前者的财富在结构性的增长，后者的劳动在结构性的被提取。这组关系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棋手而改变，它只会在人们不再讨论棋手开始讨论棋盘的那一天才真正拥有被改变的可能。马克思的那句话值得再重复一次，资本不是一种物，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关系是人创造的，而人创造的东西就没有不能被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