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今古文经之争，有机会再聊聊《左传》《公羊传》与《榖梁传》三家之争，《竹书纪年》的证伪考据，又或《季氏将伐颛臾》等《论语》中最喜欢的几篇。
但凡中国人，应该都知道“四书五经”的概念。所谓“四书五经”指的是被朱熹作释的九部儒家典籍，宋理宗后官家推崇程朱理学，相关典籍与注释遂被后生儒生奉为圭臬。其中“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论语》《孟子》按下不表，《大学》《中庸》原都是《礼记》中的一篇，因为被二程推崇，遂被朱熹在注释时单独拎出。“五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相比“四书”，“五经”才是血统纯正的儒家经典。原本孔子整理的经典有六部，这才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说法，只不过“六经”经历焚书坑儒和秦末战乱，散落遗失。汉初经老儒生整理残存书简或口述回忆，其余五经再度现世，可惜《乐》大约内容有关乐理（不然“八佾”如何流传），内容无人能够记得，遂自此失传。
剩余这“五经”，撰写者均为官方专业人员，使用文字基本为籀文（即大篆）或小篆，且为方便刻竹简，内容简练且无断句。这一情况衍生出两个结果，一是自孔子之后，就不断有人对经典作疏作注，例如毛诗、左氏春秋、郑笺、孔颖达疏等。这一情况衍生下去，就是不同派系之争。另一个结果是汉初儒生在整理典籍时，大多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整理，即是所谓的今文。然而还有个别死板儒生坚持用古文（籀文、小篆）传道，加之后续各种古文典籍被各种“诡异”地发现，导致派系之争又夹杂了今文古文经之争，儒家内部的争斗愈发激烈。
在儒家一系列今文古文经之争中，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是《书》。《书》即是《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其在战国时称之为《书》，在汉代被改称为《尚书》。
西汉建立后，秦博士伏生从家里的夹墙中取出藏匿的《书》，由于部分竹简损毁或联系竹简的皮绳断裂后难再识别，最终仅得《虞书》《夏书》《尧典》《禹贡》等二十八篇。伏生凭借二十八篇《书》在齐鲁授徒讲学，后续门徒逐渐形成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由于伏生的《书》用隶书撰写流传，故被归为今文派。景帝时，辕固生（与黄生辩论“汤武授命”&拿茅刺死野猪的那位）受皇帝器重，其所代表的齐诗开始成为显学，连带有关的鲁诗、韩诗相继发迹。由于齐鲁韩三家均为今文，且与伏生同在齐鲁，故欧阳书、大夏侯书与小夏侯书有机会传入长安，后续武帝设五经七博士，其中"书"博士皆是出自上述三家。
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但被边缘化的其他学派从未停止过抗争，特别是在公羊春秋派的董仲舒（也是今文派）提出“天人感应”，将儒学宗教化之后，假借古文之名争夺话语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武帝末，先有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献家传版的《尚书》，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声称武帝末时鲁恭王为扩建宅邸毁坏了孔子故居，从夹墙中掉落出以古文撰写的《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东汉末时刘歆声称班固所言古文《书》《礼》在其手中，建议与其他三部古文经一并立于学宫，但被其他今文博士反对后作罢。东汉后，号称“小学之宗”的杜林得到一本《古文尚书》，悉心研究后以此教学，所传弟子贾逵（不是曹魏那个贾逵）、马融，乃至马融弟子郑玄、卢植（对！就是那个卢植）相继以经学成名，自此古文尚书开始声名鹊起。
永嘉南渡之后，典籍遗失殆尽。豫章内史梅赜献上《古文尚书》。该版《尚书》将伏生二十八篇《今文尚书》拆成三十三篇，另加二十五篇合计五十八篇（凑成刘向、郑玄所说的古书五十八篇之数），该版《尚书》汇集了汉初以来今文古文各家经师的解说，做到每句都有解释，故虽然其在《孔安国传》《孔安国序》等处与史料记载不符，自东晋至宋，儒家皆以其作为《尚书》正本。太宗皇帝时大儒颜师古、孔颖达等奉旨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时成书），所用《尚书》即为梅赜本《古文尚书》，所用正注也是梅赜献《古文尚书》附带的《孔安国传》。终唐一世，梅赜本《古文尚书》作为官学，地位稳固。
宋代后，疑经思潮兴起，吴棫最早怀疑梅赜本《古文尚书》作假，理由是《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难易有别，辞气明显差异。《今文尚书》诘屈聱牙，晦涩难通，《古文尚书》反而文从字顺，平缓卑弱，难免有作伪的嫌疑。朱熹顺着吴棫的思路，朱熹注意到辞气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延续吴棫的理路，强调《古文尚书》言语气象卑弱，不似先汉之文厚重有力量。并发问说《今文尚书》难读，伏生皆背诵记得，《古文尚书》容易，伏生却不记得，此与常理不合。这一思想引起蔡沈、洪迈等一批学者的强烈共鸣，《古文尚书》伪书说迅速流传开来。
后续学者延续了宋儒对《古文尚书》的怀疑态度，例如赵孟頫在注《尚书》时，就将今文古文分开注释，但后人见解基本拘泥于朱熹的那套，而在方法论上难有建树。由于无法拿出足以信服的证据，直到乾嘉学派发轫后考据兴起，代表人物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多方面考证，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得出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是后世伪作的结论。
依赖吴棫、朱熹、蔡沈、阎若璩等学者前赴后继的研究，基本从方法论上已经给《尚书》的今文古文之争盖棺定论，无奈在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从来不是事实。依旧有许多人或因利益、或因道统固执地守着《古文尚书》，乃至乾隆年间阮元在《十三经注疏》中所用《尚书》及对应正注，依旧还是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版本。《尚书》的今文之争，终究需要更无可辩驳的证据。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到一批战国竹简，碳十四鉴定后认定是战国中晚期文物。经过清华大学有关学者的细心整理，竹简中内容逐渐公众，至今已整理出版七辑。清华简中大量为《尚书》内容，两相对照后，梅赜献《古文尚书》与所谓的孔安国《尚书传》作伪无误。
延绵千年的今文古文经之争终究落下帷幕。只不过，帷幕下掩盖住的，不只是今文和古文，还有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