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喊“狼来了”，美国财政“玩火”会烧到货币吗？
巴菲特的“反常”警告
在投资界，巴菲特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备受全球投资者关注。以往，巴菲特对美国经济的乐观态度溢于言表。就拿2020年来说，即使美国经济遭受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重创，他在股东大会上依旧坚定地表示，“没有什么能从根本上阻止美国，美国奇迹，美国魔力能够战胜一切，这一次也不会例外”，还特意提醒投资者“不要下错赌注，做空美国要小心”。回顾过往多年，每一次美国经济面临困境，巴菲特都持有相同的信念。2016年，面对油价下跌对美国经济影响的疑问，他认为美国作为原油净进口国，消费者能从低油价中获益，即便油价下跌，美国经济仍会持续改善。在2017年，讨论新政府推翻奥巴马医保法案对伯克希尔的影响时，他从税收和医疗成本等方面分析，展现出对美国经济大方向的乐观判断。
然而，这一次，巴菲特却罕见地发出了“财政愚蠢会摧毁货币”的警告。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发布的年度报告中，他暂停了往常对美国经济的乐观态度，这一转变实在是太过突兀。就好比一直阳光灿烂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让人措手不及。他在最新的年度致股东信中，不仅警告美国经济的进程并不总是美丽的，那些“骗子和推销员”会“利用那些错误信任他们的人”，还敦促立法者帮助维护稳定的美元，称“如果财政愚蠢盛行，纸币的价值就会蒸发……在一些国家，这种鲁莽的做法已经成为习惯，在我们国家的短暂历史中，美国也曾接近过这一边缘，固定息票债券无法防止货币失控”。这种严肃且悲观的表述，与他以往的风格大相径庭，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呢？是什么让巴菲特对美国经济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这一系列问题，就像一团迷雾，萦绕在投资者和经济观察者的心头，亟待我们去拨开迷雾，探寻真相。
警告背后：美国财政的“糊涂账”
巴菲特之所以发出如此罕见的警告，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美国财政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
（一）债务“滚雪球”
美国国债规模就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7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如果把这笔债务分摊到美国民众身上，相当于每人负债近10.4万美元。从占GDP比重来看，这一比例也在不断提高，2024年已超过130%。回顾过去几十年，美国国债规模增长速度惊人，40年前的1984年，美国国债规模仅为9070亿美元左右，但到如今，已经增长了36倍多。不断增长的债务规模，让美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偿债压力。为了偿还债务，美国政府不得不发行更多的国债，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债务规模的增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好比一个人陷入了债务的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
（二）财政赤字“常态化”
长期以来，美国财政赤字已经成为一种常态。2023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近1.7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3%。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赤字将达到1.9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率可能超过7%。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政府支出大于收入。一方面，美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国防等方面的支出庞大。以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为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这两项支出不断增加，已成为联邦预算中最大的两项支出。另一方面，税收政策不合理也是导致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2017年特朗普签署的减税法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减少了联邦收入，扩大了财政赤字。政府支出居高不下，税收收入却没有相应增加，这就使得财政赤字越来越大。
（三）减税与支出“两难困境”
特朗普减税政策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财政压力的增加。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至21%，个人所得税也实行了暂时性减税政策，这使得政府税收大幅减少。为了弥补财政缺口，政府不得不增加债务。而削减支出又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阻力。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福利项目是许多美国人生活的重要保障，削减这些项目的支出，会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国防支出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在鹰派主导的政治环境下，也难以大幅削减。这就导致美国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既想通过减税和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又要面对财政赤字和债务不断攀升的压力。
“财政愚蠢”如何威胁货币？
美国财政长期以来存在的债务“滚雪球”、财政赤字“常态化”以及减税与支出“两难困境”等问题，就像一颗隐藏在暗处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对美元货币体系造成严重的威胁。
（一）通货膨胀“抬头”
当美国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通过大量发行国债、印钞等方式来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市场上的货币就会变得“泛滥”。过多的货币追逐相对较少的商品和服务，必然会推动物价上涨，引发通货膨胀。以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为例，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政府支出，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加。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大量发行货币，结果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79年末，美国通货膨胀率高达13.3%，失业率超过10%，经济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的购买力大幅下降，人们手中的美元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原本10美元可以购买的商品，在通货膨胀严重时，可能需要20美元甚至更多才能买到，这使得美元在国内市场的价值受到了极大的侵蚀。
（二）美元信用“动摇”
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美国长期的财政问题，使得国际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逐渐下降。美国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困境，不断提高债务上限，增加债务规模。这让其他国家开始担忧，美国是否有能力按时偿还债务。一旦美国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和投资者将遭受巨大损失。为了降低风险，许多国家开始寻求“去美元化”。俄罗斯在与中国、印度等国的贸易结算中，逐渐增加卢布、人民币等货币的使用比例。伊朗和俄罗斯也在积极合作，推进“去美元化”进程，他们完成了支付系统的整合，准备全盘抛弃美元货币。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无疑动摇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损害了美元的信用。
（三）货币政策“失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应相互配合，共同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但美国的财政问题却使得货币政策陷入了困境。为了应对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美国政府往往会要求美联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量化宽松等。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买国债和其他债券，向市场注入了巨额流动性。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但也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还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空间越来越小，一旦经济再次出现问题，美联储可能无法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措施来应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稳定性遭到了严重破坏。
市场与各方反应
（一）金融市场“震荡”
巴菲特的这一警告，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金融市场掀起了轩然大波。股市、债市、汇市等市场都出现了明显的反应。
股市就像一个情绪敏感的孩子，对经济和财政问题的风吹草动都反应强烈。在巴菲特发出警告后，美国股市出现了明显的波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随后的几个交易日内，出现了多次大幅涨跌。一些投资者开始担忧美国经济的前景，纷纷抛售股票，导致股市下跌。尤其是那些对经济周期较为敏感的行业，如金融、能源等，股价跌幅更为明显。然而，也有一些投资者认为，巴菲特的警告可能只是一种短期的市场情绪影响，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强劲，他们选择继续持有股票，甚至在股价下跌时趁机买入，这又使得股市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这种多空双方的激烈博弈，使得股市在短期内呈现出剧烈的波动。
债市也未能幸免。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随着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问题的担忧加剧，他们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下降，导致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攀升，从之前的相对稳定水平上升了多个基点。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不仅增加了美国政府的债务融资成本，也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产生了影响。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也随之上升，这可能会抑制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汇市方面，美元汇率也受到了冲击。由于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下降，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的表现不佳，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出现了下跌。美元指数在巴菲特警告后，一度跌破了重要的支撑位。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其汇率的波动不仅影响着美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也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国家的外汇储备中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美元贬值使得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价值缩水。国际贸易中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也会发生变化，影响着各国的进出口贸易。
（二）大佬们的“共鸣”
巴菲特的观点并非孤立，在金融界，新债王杰弗里・冈拉克、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等大佬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新债王杰弗里・冈拉克多次警告，美国当前的利率水平、市场估值以及积累的政府债务，可能会催生重大经济危机。他指出，当前美国赤字占到GDP的7%，这是历史上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才会达到的借贷水平。一旦这一数字继续升至13%，将会带来灾难级的债务危机，美国国债甚至可能需要重组。他认为，美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边缘，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债务和赤字，否则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更是直言不讳，他喊话特朗普称“再不削减债务，美国经济就要犯心脏病了”。达利欧强调，美国需要将赤字从GDP占比的7.5%左右削减至3%，否则经济将面临巨大风险。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将会引发经济“心脏病发作”，或者是债券市场“心脏病发作”。他还呼吁政府官员和领导人要负起责任，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债务问题。
这些金融大佬们的观点高度一致，都对美国经济的风险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他们的言论也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这也表明，美国财政问题已经成为金融界的共识，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政府的“沉默与应对”
面对巴菲特的警告以及金融市场的波动，美国政府的态度显得有些微妙。一方面，政府并没有对巴菲特的警告做出直接回应，保持了一定的沉默。这可能是因为政府不想在市场上引起过度的恐慌，也可能是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应对财政问题还存在分歧。
另一方面，从一些政策举措来看，美国政府也在试图应对财政问题。提高债务上限是美国政府常用的手段之一。当政府债务接近上限时，通过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可以继续发行国债，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然而，这种做法只是暂时缓解了债务压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政府还可能会考虑调整税收政策。在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通过增加税收来提高财政收入。提高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率，但这样的政策调整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政治阻力，也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削减政府支出也是一种可能的措施，但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民生领域的支出削减难度较大，而国防支出等在政治博弈中也很难有大幅下降的空间。美国政府在应对财政问题上，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需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进行权衡和决策。
对全球经济的“涟漪效应”
（一）国际贸易“受阻”
美元作为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结算货币，其稳定性对于全球贸易的顺畅进行至关重要。一旦美元因为美国财政问题出现大幅波动，国际贸易结算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当美元贬值时，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相对上涨，对于进口国来说，进口成本增加，这可能会抑制进口需求。如果一个国家从美国进口商品，原本100美元的商品，在美元贬值后可能需要支付120美元，这就使得进口商的成本大幅上升，他们可能会减少进口量，甚至寻找其他替代供应商。而对于出口国来说，虽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降低，理论上出口竞争力增强，但由于美元汇率的不确定性，出口商面临着结算风险。他们可能无法准确预测收到货款时美元的价值，这增加了交易的风险和成本。许多出口企业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不得不采取套期保值等措施，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交易成本，阻碍了全球贸易的发展。
（二）新兴市场“承压”
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依赖于外部投资和国际贸易。美国财政问题导致的美元走势变化，会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巨大压力。当美元升值时，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相对贬值，这使得它们的进口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国际资本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往往会从新兴市场国家回流到美国，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资本外流的困境。大量资本的流出，会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出现动荡，股市下跌、汇率贬值。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风险也会上升。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美元升值后，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加重，偿债成本大幅提高，甚至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社会稳定面临挑战。
（三）国际金融格局“生变”
美国长期的财政问题，使得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金融格局的变革。为了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减少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许多国家开始寻求其他货币在国际支付和储备中的作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开始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也不断提高。欧元、日元等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也在逐渐提升。一些国家还在积极探索构建新的金融体系，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的成立，为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和金融合作平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格局，推动着国际金融格局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结语：是危言耸听，还是警钟长鸣？
巴菲特发出的“财政愚蠢会摧毁货币”这一警告，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美国经济现状的深刻洞察和对未来的深切担忧。美国长期存在的财政问题，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随时可能崩塌，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
美国政府必须正视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改善财政状况。控制债务规模，合理调整财政支出，优化税收政策，这些都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关键。政府还需要在政治上达成共识，避免因党派之争而延误改革的时机。否则，美国经济可能会陷入更深的困境，美元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美国财政问题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他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组合，合理配置资产，降低风险。可以适当增加黄金、比特币等避险资产的配置，或者寻找其他更具潜力的投资机会。各国也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全球经济风险。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各国可以探索更多的合作方式，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提高全球经济的稳定性。
巴菲特的这一警告，就像一记警钟，提醒着我们，经济的繁荣并非永恒不变，风险随时可能降临。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关注经济动态，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稳健前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