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治通鉴》里，超过一半的内容是权力的交接。由此可见，权力在中国人心里的地位有多高。而权力的诞生，初心是非常单纯的。翻开人类历史，最初的采集狩猎时期，人们享有无限的自由，无拘无束地行走于天地之间。但伴随着无限自由的是无限的危险，毒虫猛兽的攻击，其他部族的抢劫，还有各种各样的天灾。出于生存和发展的本能，人类群体进行了第一次顶层设计。每个人都出让部分自由，将大家所出让的自由统一打包，交到管理者的手中，形成了人类最初的权力。自从人类群体中诞生了权力，权力使用者可以统一指挥共同抵御猛兽、其他部落以及各种天灾。在这个顶层设计里，每一个人出让部分自由，共同修筑出一道生命的护城河。这样看来，权力的初心是守护。
权力天生拥有强大的内生力，这种内生力让它迅速形成了金字塔结构。在这个金字塔结构里主要以内部交易为主，通过权力层层代理，权力的意志一层一层地传导下去，权力意志的反馈信息再一层一层地传递上来，形成一个大闭环。在这个内循环里流通着资源、利益、意志、信息等权力的相关因素，慢慢沉淀出权力金字塔的是两大支柱：暴力垄断和信息垄断。对于一个权力架构来说，只有输入的信息足够准确足够大，权力意志流通得足够通畅，权力的输出效率才能开到最大，这就需要一个利益相同、安全可靠的班底。
从秦朝开始，每个朝代的最高权力者都在打造自己的班底。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之后，由于他的权力曾经受到弟弟和母后的挑战，有心理阴影，所以限制皇族的权力，将太监为代表的宫廷势力和朝臣为代表的官僚势力打造成自己的班底。同时他又让两大势力相互制衡，自己位居中枢，所以他的位置一直很稳，大局也很稳。秦始皇死后，他的儿子没来得及打造自己的班底，便被宫廷势力的赵高和官僚势力的李斯联手拿下。所以秦朝很短，秦始皇用9年打下的天下，只在历史上逗留了14年就灭亡了。
汉朝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权力的布局上采用的是铁三角结构。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南阳郡兄弟联同刘邦的外戚掌控中央权力，皇族分封到地方掌控地方军政。三套班底相互制衡，达成了平衡，因此南阳郡兄弟帮的富贵也持续了二百多年。到了魏朝，曹丕基于对自家兄弟的不信任，打击皇族。由于自家子孙的班底不够厚，朝臣司马家族取而代之。
从秦朝和魏朝的权力更迭可以看出，班底具有很强的反噬力，欲望和利益得到了持续地喂养，就会进行反噬。所以权力的安全永远都放在首位，首要的考虑是权力平衡，帝王存于夹缝，少了一方，帝王也没了。三国归晋后，皇权恢复了家族班底，世家士族几乎垄断了所有高级官员的晋升渠道。明朝朱元璋采用了儿子班底去分割武将们的军权，又用锦衣卫（朱元璋直接领导）来监督文官。四套班底相互制衡，拱卫了朱元璋的皇权。但朱元璋对太监的限制是非常严厉的，一旦发现太监干政，必杀。
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子孙为了皇权的安全，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纷纷打造自己的太监班底。明英宗用了王振，朱厚照用了刘瑾，明熹宗用了魏忠贤。太监虽然身体不健全，没啥文化，但对于皇帝而言，太监好用。太监虽然会揽权，会贪污，会欺上罔下，但基本不会对皇帝造成直接威胁，所以各位皇帝纷纷选择了打造太监班底。清朝采用的是贵族班底，满人八旗共同掌握帝国，相互制衡，爱新觉罗家族高高在上。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班底逻辑一直主宰着权力的沉浮。在各个王朝中，班底成为了权力的基石。100多年前的十月革命，据说在发动革命的前一天晚上，列宁忍不住问：“托洛斯基同志，明天如果不成功，我们怎么办？”“列宁同志，我考虑的是，明天如果成功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对话同时透射出了班底的期盼和焦虑。
权力的本能是通过控制来塑造秩序，这决定了权力的核心功能是维持社会秩序。经过几千年的权力演化，人类社会先后诞生了法权、政权、神权等。不同的社会会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特点来选择合适的权力架构，无论选择哪一种架构，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春秋战国时期，实行的是邦国制。邦国治理，贵族可以拥有领地和军队，君主和贵族相互制衡。那个时候，贵族阶层的代表，战国四公子的权力比君主的权力还要大。
秦统一中国之后，用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权力不再分散到各贵族的手里，而是向皇权集中，贵族阶层退出了权力的中枢，中国走进了帝国时代。这意味着帝国的老板只有一个，各级官员都是打工一族。但是秦帝国郡县制的根基并不稳，很快遭到贵族阶层的反噬，并将它推翻。刘邦就是反噬势力中最强的一股，他推翻秦帝国并继承了帝国之后，洞悉到帝国的死穴，深刻认识到帝国制度的根基不稳，于是搞了个半邦国半帝国。所谓的半邦国半帝国，就是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了宰相和大臣，帝王行驶否决权和问责权。大臣们负责运营国家，享有治国的权力，并负有治国的责任。帝王的核心工作就是问责，这样，责、权、利非常分明。这种机制很好地稳住了局面，成就了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在半邦国半帝国的体制下，帝王这一工作岗位需要高深的学问。圣贤天子是儒家传统对好皇帝的定义，是封建王朝最好的门面工程，但在父子传授的帝王绝学里，不是要做一个好皇帝，而是要做好一个皇帝。
中国传统的阴阳世界观勾画了一个总会有遗憾的世界，从不追求正确，只追求平衡，说白了，帝王政治就是要平衡好“干活党”和“流氓党”。作为良相，必须是道德楷模，作为帝王，是有耍流氓的权力的。而在同一体制下，大臣们就得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累积是兼并，兼并的结果是产生了豪门士族。豪门士族主要构成是朝廷官员、军中大佬，皇室成员等。从汉朝到魏晋时期，都是豪门士族的时期，他们利用手里的权力占据大片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豪门士族可以大规模组织生产，士族的内部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系统。
第一产业是耕种，包括耕种粮食、果蔬、药材等。第二产业是工业，包括纺织衣物、制作药物、加工食品和酿酒等等。然后自己可以配套基础设施，系统内的公共建筑、水利工程等等。最后士族内部还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自行维护公共秩序和提供社会保障，形成一个足以闭环的社会生态。凭借着大量的土地，他们获得大量的财富，进而利用财富稳固和获取更多的权力，形成一个体系的闭环。
豪门士族强大的内生力，和他们对权力无休止的追逐，让他们无可避免地成为了帝王的对手。在这一博弈中，帝王的权谋方针就是提拨平民，稀释豪门士族的权力。直白点来说，就是将有能力的知识分子提拨为帝王的打工人，因此，科举制度应运而生。豪门士族被打压下来之后，并不代表帝王的君权没有了制衡力量，随着帝国体制的运行，另一个阶层应运而生，那就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与帝王权力一路博弈了几百年。比如，到了明朝中晚期，帝王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干脆让宦官走上权力的舞台，魏忠贤代表的就是皇权，而东林党代表的就是官僚集团。
几千年来，帝王将权力集中之后，再把权力委托给层层的代理人，同时用法律的框架限制代理人行使权利的过程。假如集中的权力依靠甚至借助外部监督，就会形成事实上的分权制衡，因此帝国体制的权力监督只能走自我监督路线。在这种路线下，权力的理想状态是掌权者进入无我状态，再无个人利益追求。这个理性状态最大的敌人就是世俗之心，所谓世俗之心，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和关联亲人的利益。比如，当一个人掌握了官帽的分配权，很难不屈服于人性。初始的心理震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生懈怠和麻木，进而寻找寻租、批发或零售。随着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大，社会的主流价值往往只崇拜权力和物质利益，其最大特点是将趋利避害绝对化，人人只关心自身利益而又弱担当，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容易形成简单的一刀切：划线、站队、表态。
要想让腐败的内生动力变弱，就要让权力的含金量相对下降，怎么判断权力的含金量？如果一个社会的优秀青年学子竞逐于公权力岗位，说明权力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假如一个社会的青年学子拥有众多价值实现路径，而且平等平衡，年轻人从政、从商、从文均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办公司、搞科学文化均能分流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借公权力搞腐败的动力基础就会发生根本变化。
中华帝国体制运行一千多年，最大的困扰是合法性的焦虑。大清的开创者多尔衮原本是明朝臣民邀请来清理反贼的，最后却替代了明朝的政权，继承了中华帝国。满清作为一个部落政权，这就象一个小混混攀上了女神，骨子里非常自卑，但又要表现出自负和掌控欲，因此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一直是清朝每一代帝王最大的困扰。为了抵御这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满清的基本方略是打造盛世，用盛世来获取广泛的认同，缓解政权合法性的焦虑。到了晚清，盛世不再，满清政权合法性的焦虑越来越严重。在满清政权的顶层设计是保留满人特征的同时，全盘继承中华帝国体系，这种中华帝国的政权组织，主体是塔式的官僚体系，君主需要这个官僚体系来维持帝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管理帝国的各级行政。
按照历史规律，中国帝国官僚体系拥有强大的内生力，这套系统运行了一干多年。官僚集团对历史的理解是最透彻的，他们将历史当中那些干年不变的人性萃取出来，反复琢磨，浇筑成官场行走的思想基座，他们就是靠这个起家的。所以他们总能在各个环节中钻到空子，找到由头，壮大自己的实力。如果听任官僚体系朝着常规发展，君主往往会逐渐丧失其决策和控制官僚的专断权力。事实上从乾隆年间开始，大部分满人已经不认得满文了。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满清官员迅速被同化，跟汉族商人深度捆绑成利益同盟，官僚系统逐步对政权的肌体进行侵蚀，君主的政令很难推进下去。在君主的权力字典里，腐化和谋反是同义词，这无疑加重了满清政权合法性的焦虑。
到了慈禧时期，地方势力的坐大，湘军集团在江浙一带已经已自成体系了。如果听任湘军集团的壮大，朝廷与地方的平衡会走向不可控，慈禧就会逐渐丧失其决策和控制官僚的专断权力。因此，慈禧使用各种手段来敲打，象晚清著名民间案件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就是慈禧借此案来敲打湘军集团把持的江浙一带官僚系统。但也只能是敲打，不可能连根拔起。湘军既是慈禧的权力班底，又把持着财政的主要来源。湘军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江南财团的支持，这可是康熙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两点都是封建王朝运转的命脉。
概括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无论王朝怎么更迭，帝王的焦虑从来都是政权的合法性。因为权力的取得和稳固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盛世的君主也是一样，帝王拒人于干里之外的威严中，往往都隐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忧伤。帝王焦虑的逻辑很简单，自己依靠暴力夺得政权，别人也可以用暴力夺走。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有两大要素，一是别人为什么要为你卖命，二是身边人为何不能造反。对君主来说，与朝廷之外的百姓关系好坏最多就是税负多少的问题，而朝廷内的关系则是身家性命的问题，所以每一位君主最优先考虑的问题都是如何大大提升朝廷内自己人造反的成本。在这个关系到君主性命的重大命题上，君主们找到了最优解，就是通过意识形态这种远程控制，让自己的合法性得到普天之下老百姓广泛地认可。
中国历代朝廷的演化看似千变万化，封建王朝的生命主脉络就只有两条：一、财政资金的流转；二、权力的层层代理。每一届权力的起承转合，基本都是通过对地方的放权收权，完成财政现金流的稳定。因此，权力运转的底层逻辑，除了班底，更关键的是财政资金的流转。无论哪个朝廷，它的维持靠的是有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搞得定事。所以每一个王朝的生存法则都是大致相同的：通过对地方的放权收权，完成财政现金流的稳定。在这历史主脉络下，每一个王朝的最高负责人，其生存法则也是大致相同的：第一条生存法则是寻找盟友，第二条生存法则是寻求财政支援。归结起来，朝廷运作的核心是找谁来参与。
我们花这么多精力来读历史、透析底层的逻辑，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谋世。因为世间很多事不断更迭演化，但事都是人做的，人性可以击穿时空，永恒不变。因此，很多事逻辑是相通的。看回我们的职场，会有很多这样的人，要能力有能力，要贡献有贡献，但就是怀才不遇，彷徨了一辈子都找不到原因。要看懂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一个组织（包括企业和单位）的权力架构。企业也好，单位也好，关键职位都是属于珍稀资源，因为关键职位一般都手握企业或单位的资源调度权，所以作为权力架构金字塔的顶端人物，一把手以及核心班子都会将关键职位的决定权牢牢地抓在手里。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一把手看不上你，谁力荐都没用；一把手想用你，没有职位也会创造出一个关键职位。在这样的权力架构下，不管是手把手教你业务的师傅，还是对你直接考核的顶头上司，他们都只能给你线性的奖赏，不会带来任何职场生态位突破。从职场的基层突围，中间隔着好几个赛道，大多数人就算累死也不会被提拔，只有极少数识局者在关键时刻得到关键人物的提携，从而实现圈层突围。如果将职场竞争力体系分为一层一层的话，最外面的一层就是你的才华、能力，第二层就是人脉的支持。
职场中的所有交往都可以当做一个个交换，要么对外交换，要么对内交换，你跟每一个人的利益链接都会形成一份资源转化力量。如果你精心去经营人脉，你会获得越来越多利益同盟者的支持，你可以更有效地整合有利于自己成长的资源。这样，人脉和资源形成正反馈。如果不懂得经营人脉，你的周围都是同质竞争者，大家同处于一个层次里内卷，相互暗中拆台成为了家常便饭。
职场里的长期经营实际上是两个建设：一是工作能力的建设，二是人情世故的建设。所谓人情世故建设，就是理清周围的各种关系，并进行上下级关系的情感投资。两个建设是职场成长的两条大腿，很多人只重视工作能力建设而忽略了人情世故建设，这相当于一条腿瘸了，容易在职场跌倒。比如有人过于强调自己的工作能力，容易产生一种乐观的幻觉，总以为自己比上司还能干，还期盼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上级的赏识。这属于框架性的错误，细节做得再怎么好都无济于事。
职场归根到底是权利场，互利互惠是第一原则，每一个人在职场里的天然想法是这件事、这个人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你如果没有与上级结成利益同盟，无法成为上级的班底，你越能干越走向上级的对立面，上级不但不会捧你，反而还会踩你，因为你被提拔上去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职场是一个利益的大生态，利益又牵连着人心，所以非常复杂。在职场生态里，利益关系要优先于才华能力。个人的才华能力固然重要，如果你无法理清周围的利益关系，没有将个人能力与利益关系有效结合起来，个人的能量是无法有效释放出来的，更不会形成化学反应。
要想在职场生态位上有所突破，关键是上面有人为你伸把手。上级怎么才会为你伸把手呢？首先他们会考察你的忠心和诚意，看你会不会长期遵守互惠原则，你能不能让为你伸手的人获得稳定的回报。这种忠心的确认是一种微妙的反馈，你如何去恰当地表达，这是个大学问。不过你首先得接受这种职场生态规则。很多人对这种生态规则很不屑，怀揣着未经过广泛确认的才华和能力，看不起上司，瞧不上同事，凡事都锋芒毕露，遇事不懂得弯腰，将表忠诚视为“阿谀奉承”。领导看不到回报的预期凭什么帮你呢？根据长期互惠原则，领导更愿意提拔那些能力稍弱、但懂得利益关系的干将。
在职场生态链里，利益互动有很多种形式，比如将功劳让给领导，主动为领导背锅，多想想领导的所需和难处，这在领导的眼里就是担当。如果你过于保护自己，不懂得适当付出牺牲，在领导的眼中是不值得托付的人。在社会运作的完整规则里，每一条路设置好了权力、人力、资源和利润的配比，而权力排在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