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市场这么万能，那世界上为什么还需要企业这种组织？你想要零件可以去市场上找供应商，要人干活可以上市场招工，好象所有事情市场都能帮你解决。那问题来了，企业在这套体系里是干什么用的呢？科斯的回答一针见血，不是市场太万能，真实情况是市场贵的要死。你每找一次供应商是不是要花时间、打电话、发邮件，好不容易谈拢了还得扯合同、定价格，项目开始以后还要盯进度、查质量。万一对方违约了后面还有扯不完的皮、打不完的官司。这些看不见的时间、精力、人力都是巨大的成本。科斯给这些成本起了个名字叫做交易成本。
这个时候就轮到企业出马了，市场是靠价格来分配资源的。但企业完全不一样，在企业里资源不靠讨价还价配置，而是靠一个更直接的方式：权威。有意思吧，企业是靠权威来运作的。什么叫权威，就是老板一句话、经理一个流程、部门一条制度，下面就得干活。举个例子，老板让你写份报告，你不能跟老板说这活您打算给我多少钱啊。在市场上讨价还价是正常的，在公司里就显得离谱了。为什么？因为你跟老板已经签了一份长期合同，把未来无数次可能发生的小谈判一次性打包给解决了。换句话说，员工用自由换来了相对的稳定，而老板用风险换取了更大的回报。老板承担的风险其实很重，员工不会因为企业破产而背上上千万的债务，但老板可能会。公司内部的部门之间也是这样，大家不可能每做一件小事都谈一次价格算一次账，那效率会被拖死。所以，企业靠流程、制度和指令来协同工作，省掉了市场里那些昂贵的、零碎的、磨人的交易。企业存在不是因为市场无能而是因为市场太贵，企业就是人类为了降低社会总成本而发明的一套超级协调工具。科斯在100年前提出这种想法是非常惊人的，你以为他讲的是企业，但他讲的是底层逻辑，他把我们从市场万能论里拉出来，让人看到了一个更真实、更复杂的世界。
一个农民一个养牛人，两块紧挨着的地，农民种麦子，养牛人放牛。结果牛有时候越界跑到农民的麦田里踩一踩咬两口，农民肯定不高兴，损失真金白银。那怎么办？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养牛人赔钱啊，甚至觉得应该罚他，最好让他修好栅栏不要再犯。但科斯一下就把大家的思路拧了个弯，你们现在关注的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我看的是怎么让这两块地的总收益最大化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不关心谁作恶，他关心的是有没有更便宜、更聪明的方式让双方的总收益更高。于是他开始算账：
第一个场景修栅栏更划算
假设牛一年给农民造成了100元损失，养牛人一拍大腿说与其我年年赔你100块，不如我花80修个栅栏行不行，农民一听当然同意，这一下损失从100变成了80，两个人的总价值反而提高了。
第二个场景不修更划算
还有一种可能性，牛吃了麦子后营养更好能多卖150元，那养牛人会怎么做，很简单，赔农民100元自己赚50元，不修栅栏农民没吃亏，养牛人也赚到了，两个人的总价值同样上升。
你看，科斯不是在判断谁有错，他在算最便宜、最高效的方案是什么。核心目标从惩罚错误变成让整个社会的产值最大化。但是要达成这个理想状态是有条件的，第一产权要明确，地是谁的、牛是谁的、麦子是谁的必须说得清清楚楚。第二谈判成本要低，双方能沟通、能协商，没有太多麻烦、没有扯皮的成本。只要满足这两点，农民和养牛人完全可以自己谈，不需要政府插手，最后一定能找到让双方收益都更高的方案。这就是科斯震撼经济学界的第一刀，很多看似市场失灵的问题其实是产权没有分清的问题。
20世纪上半叶，广播电台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但电台一多就出了麻烦，如果两个电台用的频率太接近，信号就会互相踩踏，听众的耳朵里全是沙沙沙的杂音，怎么办？当时主流的解决方式是，既然频率是公共资源，那就由政府统一分配发许可证，频段由通信委员会来决定谁能在哪里播，播多大的功率，听上去很合理对吧。但科斯直接摇头，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市场不灵，而在于产权根本没被分清楚。假设电台a对98.5兆赫兹的使用权是明确的，那别的电台如果想用就必须来跟他谈，如果电台b愿意每年出200万买这个频率，但电台a自己做节目只能赚150万，那电台a会怎么选？当然是卖。反过来如果b出价太低，那a就继续自己播。交易不成也没有关系，关键是频率最后一定会落到能够创造更高价值的人的手里，社会总产值也会更高。这就是科斯的判断，很多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是产权没搞清楚，产权模糊就谈不了，谈不了就没法做到最优配置。后来无线电频谱不再用行政审批来分，而是通过拍卖竞价，把使用权给到能赚最多钱的人。
一家工厂排放了烟尘把附近居民的衣服弄脏了、空气弄臭了，甚至还影响大家的健康。工厂的生产权和居民的干净空气权直接撞上了，怎么办？过去的传统思路很简单罚钱，让工厂赔偿居民或者干脆关掉搬走，听上去正义感十足。但科斯问了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即便让他搬走了，他在另一个地方不也是同样在排污吗？地球的空气是流动的，你把工厂赶走不是问题消失了，而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发生。而且把所有污染工厂都关闭，这对人类文明来说也不现实啊，大家要发展、要就业、要生产。所以，科斯说我们不能只用惩罚错误的道德去判断，必须用社会总价值最大化的效率判断。那效率怎么判断，看成本。第一种情况，污染比利润更贵。比如这家工厂一年利润50万，但污染造成的损失高达100万，那最有效率的方案就是停产，社会损失最小。第二种情况，治理污染比停产更划算。如果这家工厂一年利润高达1000万，治理污染只需要80万，那最佳方案是花80万治理而不是停产，甚至还可以谈判工厂每年给居民120万的补偿，居民满意了工厂也能继续生产。最后的结果是80万治理污染，120万补偿居民，工厂的利润变成了800万，社会总价值更高。
科斯最想强调的最优解往往不是完全禁止，而是用更低的成本解决冲突。“只要产权清晰、交易成本足够低，资源就会自动的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关键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交易成本是不是足够低。”这就是科斯定理。我们不再只讨论价格、供求、成本、利润，而是开始问产权清不清楚、交易成本能不能再降一点、规则设计的好不好。过去我们常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科斯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提醒，制度和激励才是真正塑造生产力的那块地基。世界上有的国家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却长期贫穷，有的国家资源贫瘠却能在几十年内跃升为发达国家，如果只看自然资源这根本解释不通。科斯给出了一个极简但极有力量的答案，繁荣不靠资源而靠制度，制度让合作成本高这个国家就难发展，制度越能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国家就越富强。
你看农民种地、工厂生产、互联网平台撮合交易，这些动作背后都是一件事让人更容易合作、让资源更容易流动、让成本更容易降下来，这就是制度的价值。今天能够出现很多巨无霸式的互联网平台，不是因为它垄断了，而是因为它让信息的交易成本低到不可思议。这些平台之所以市值高是因为平台能为全社会省下多少成本，它的价值就有多大，它们不是在卖商品而是在卖效率、卖协调、卖交易的便捷。互联网经济就是柯斯定理的现代版本。亚当斯密说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却无意间的推动了全社会的利益，好象这个世界有一只神秘的手在协调一切。但科斯接着问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只看不见的手到底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工作，市场不是自动高效的，它只有在产权清晰、交易成本足够低的制度之上才能发挥魔力。换句话说，我们以为市场是自然形成的，但是科斯告诉我们，市场的神奇是被制度托举起来的。
如果规则变了，世界会不会改变，科斯给出的答案非常坚定，世界不是被命令改变的，而是被规则改变的，真正改变世界的第一动力不是资源、不是运气，是规则。而一个社会能设计出怎样的规则就决定了它能走多远，规则的质量就是文明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