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木说
俄乌冲突已经打到了第四年，有人用火力谈战争，看谁更强；有人用道义谈战争，看谁更对；但如果用《孙子兵法》的视角，孙子不会看军力对比，也不判断谁是谁非，他只关心几个完全不同却常常被忽略的问题，这仗值不值得打？赢了又能得到什么？双方都这么强，为什么谁也赢不了；打到这个时候，是为了胜利，还是为了不认输？
如果按照《孙子兵法》的逻辑，他会怎么看，又该怎么回答。“兵者，国之大事。”孙子首先会问，这场仗值不值得打？孙子把战争叫做“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说的再清楚不过，送刀之前得先算账。怎么判断一场仗值不值得打，孙子给出三条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意思是如果没有明确的利益，别动；如果不能确保结果，别打；不到生死关头更别轻举妄动。这不是和稀泥，而是冷冰冰的计算题。
在书中他给出过战争成本的估算，他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意思是一支十万大军，每天烧的钱、动员的人工、拖垮的经济，总共要影响到70万户家庭。打仗不是一拍脑袋的事，战争不是为了宣泄情绪，也不是为了表达立场。战争的代价从来不只在战场上，它是一个巨大的不断流血消耗的系统。这些成本只有在战争足够值得的前提下，才可以被接受。
现实中也有人这样打过仗，比如东吴孙权的合肥攻坚战，西元234年，孙权决定拿下合肥，十万大军围城三月，攻坚无数，耗费巨资，但合肥没拿下，魏军也没退。更严重的是，原本这场仗是为了配合蜀汉北伐，结果蜀军早就退了，东吴还在打。打什么？没人说的清。进打不赢、退不甘心，多次围城换来的不是胜利，是一座耗干东吴国力的空帐本。这就是孙子常讲的一种战争，没有输给敌人，却被成本打败了。
战争的合理性不是靠情绪支持，也不是靠舆论维持。孙子不鼓吹“以战止战”，他也不相信“正义必胜”，他只是告诉统治者，发动一场战争，如果得不到超过成本的收益，那不管打赢没赢，亏的都是国本。“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孙子不会关心赢没赢，而会问赢了什么。就象这场俄乌冲突一样，很多战争刚开始目标都很明确：收复失地、守住边界、捍卫尊严、保护民众。每一方都有理由，每一种理由也都能自圆其说。可打着打着，目标就变了，原本清楚的目的被不断推迟、甚至忘记，最后最明确的东西反倒只剩下战争本身。
孙子在《谋攻篇》里曾经提出一个判断战争价值的标准，他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打赢很多仗不一定是好事，会打仗的人，不是靠把对方打烂取胜，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战争要的是城市而不是废墟，要的是一个屈服的对手，而不是一个失控的敌人。战争的目的是“得”不是“毁”。春秋时期有一次很特别的战事，西元前656年，齐桓公联军伐楚，在召陵对峙。两军列阵，主将同乘战车巡视，互相称赞兵容整齐，然后签盟约各自退兵。仗没打目标却都达到了，齐国巩固了霸主地位，楚国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孙子要是在场，大概只会说一句话“善”。
正如孙子说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意思是能靠谋略解决问题的是上策，能靠外交解决的也还可以，真动刀子是下下策，尤其是攻城成本极高，胜利却没用。三个月造器械、三个月堆土山，将士前赴后继的冲城，死了1/3 城还没破。即便破了也多半成了废墟。因为战争真正的目的从来不是打掉一个敌人，而是解决一个问题。所以孙子才反复强调，战争的目标不是打赢，而是赢得可以用的东西。如果赢来的只是对方的毁灭，带不来秩序、无法稳住结果，那就不叫得。如果必须打烂一座城、打残一国人心才能说赢，那这种胜利越多越危险。所以孙子并不迷信“百战百胜”，他要的是让战争停在赢得刚刚好的一刻，不多不贪不延伸不失控，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善之善者”。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双方都很强，但为什么谁也赢不了？战争打到第四年，大家都很强，一边是纵深辽阔兵员众多、军工体系完善，另一边是情报共享、后援不断、盟友支持。可强归强，战局却始终没有决胜时刻。问题不是不打，而是打不赢。在孙子的眼中，这类战争其症结往往不在战场
而在战前，他说过一句话，可能是全书最重要的一句“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真正会打仗的人，是先建立起胜势再去交战，不会打仗的人是先上了战场，再苦思冥想怎么打赢。这种顺序的不同就决定了战争结构的根本差异。
历史早有先例，长平之战赵军本来由廉颇统帅，兵力不占优，他就死守不出战，等秦军粮尽。这正是“先胜而后求战”，即先建立不败的结构，再出战谋求胜势。可赵王不耐烦了，听信流言换上赵括，赵括上来就进攻、就拼命，结果中了白起的埋伏，被围、被断补，被全歼。赵括不是不会打仗，问题是他打的时候，胜势还没准备好，他以为战争可以靠打法赢，孙子告诉他不，战争只能靠结构赢。
孙子有一句话是他整个战争观的底线判断，“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不失败是自己能控制的，但能不能打赢，得靠对手犯错。所以真正会打仗的人不急着进攻，而是先立于不败，再等待对手出错。“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战争不是不能打，而是不能瞎打。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强调算而不强调勇，强调势而不强调力。在孙子看来，真正的胜利是一场结构战，而不是意志战，而那些没有算清结构的行动，即使一时奏效，也往往变成消耗战的入口，胜负不再决定于谋略，而变成了谁撑的久，谁先崩溃。靠消耗比拼，靠运气等待，这就是为什么双方都很强
却谁都赢不了。正如孙子所说，战的前提不是敌人弱而是自己强，胜的关键不是自己勇而是敌人错。
战争不能靠运气，主不可怒而兴师，打到最后是一场判断力的战斗。战争越打到后面，越不止是打仗，还在打判断、打信息、打心理，甚至打情绪。今天的战争形式已经变了，技术、舆论、算法统统成了武器。但从孙子的角度看，战术在变目标没变，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前线的冲突，而是认知系统有没有崩溃。谁的判断被左右，谁就已经部分失败；谁在设定判断的边界，谁就掌握了主动。当战争拖得越久，信息越复杂，局势越混乱，判断的难度越大。不只是对战场上的人，更是对整个国家。
最开始是为了赢，到最后只是不想输；最开始打的是战略，到最后打的是情绪。孙子说过一句最沉重的话，“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意思是，领导与指挥者不能被情绪左右，情绪可以恢复，但国家输了、士兵牺牲了是没法重来的。所以最危险的战争状态不是敌人逼近，而是指挥领导系统已经被情绪吞掉了。
越南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开始美国只是有限介入，目标不是打赢而是遏制。但北越反抗顽强、南越腐败无能，结果一步步升级、一步步加码，从空袭到派兵、从顾问到全面作战，目标越来越模糊、代价越来越大、退不了也打不动，只剩下一个信念不能输。因为一旦撤退，就等于承认错误、承认成本白费。这种局面下所有判断都开始失控，到最后军事变成政治的工具，政治又被情绪和面子绑架。在越战的最后几年，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变成了对失败的否认。1973年美国正式撤军，但这场仗是怎么开始的，又为什么打到最后，谁都说不清。最讽刺的是，这场战争几乎没有决定性的溃败，它的失败不是输在某一场战役，而是输在整个系统已经无力思考。
孙子对此早有警告，他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㢘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一个国家的统帅有五种危险性格，只知道硬拼的会身陷险境，贪生怕死的会被俘虏，性情急躁的会被侮辱，爱惜羽毛的会被诋毁，太爱百姓的会被掣肘。战争拖得越久，一个统帅身上的心理筹码就越多，兵源损失、资源消耗、民意反应、国际声誉、个人前途，最后比的不是胜算，而是谁更难认输。但不能输并不等于能赢，如果一场战争打到最后，是在用国家去替某种认知堵漏洞，那他已经败了。
在孙子的战争体系中，战场的最后防线不是前线的城池，而是认知系统的完整性，谁先丢掉判断力谁就先输。很多人读《孙子兵法》，以为他是教人怎么赢一场仗，但孙子真正关心的不是战争的胜负，而是有没有别的办法不用开战就能把问题解决。他一再强调非利不动、不战而屈人，不是胆小而是清醒。战争是人类历史无法摆脱的一部分，冲突不会消失，矛盾也不可能完全避免。
孙子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战争贩子。他写兵法不是为了让人打仗，而是为了让战争有尽头、有原则、有底线。他关心的从来不是怎么赢下一场仗，而是能不能提前解决问题，让这一仗不必打。因为他太清楚真正的胜利不是打败一个敌人，而是问题被解决、代价被控制、秩序还能延续，而这恰恰是在战前、在战外就要想明白的事。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想清楚，那么战争就不是解决冲突的方式，而只是一种拖延问题的方式。拖的越久问题越大、打的越狠、代价越高。所以他才说“兵者，国之大事”，因为他知道，真正能打赢战争的人，从一开始就明白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什么时候必须结束，而这一点比胜负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