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莎翁以降，（忽略某些为封建政权所操控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文学作品情节中的冲突与曲折已然成为西方作家创作故事性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些因素在情节中往往以人物困境的方式呈现。而随着以笛卡尔为首的启蒙思想家完成了哲学的主体性转向（turn to subject），文学家们也开始将作品中人物的形象塑造的更加立体化、自主化，赋予其自我的主体性。但如此一来，人物的个体存在便会与人物之外广义的外界（他者、环境、作品叙事中的历史性）乃至人物视角中的形而上最高存在者/力量——作者形成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孤独”这一状态（亦可称之为特质）广泛出现于近现代西方文学中的形象与形象中。而“孤独”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又各不相同。本人认为可大致分为三种
一、人物存在的客观独处（自然因素或相对外在的社交因素）引发的孤独（基于前述之客观条件无法交流）
在这一层面上，“孤独”这一状态的表现较为贴合普遍认知对于孤独一词在日常生活中所指的认定，即言语主体处于独处（alone）的状态，并对此存在持续的感知（因为只有感到当下主体状态与认知主体所认定的自然状态离异时，认知主体才会形成持续的感知，形似海德格尔所言Zuhandenheit und Vorhandenheit——“当下上手状态”到“现在在手状态”的转变）此种孤独多出现于早期现实主义文学和通俗文学中，或是作为高层次象征主义的表象。为中国学生所熟知的例子之一便是流落荒岛的鲁滨逊。该人物所遭遇之困境，可鲜明地体现出“独处”状态，即对独处状态的感知——与鹦鹉对话、试图回归文明社会的种种努力、营救“星期五”和教授“星期五”英语等行为，可说明行为主体鲁滨逊对重构主体间性、社群关系的无/有意识追求。《鲁滨逊漂流记》因其小说设定中的孤岛(island)被定义了与世隔绝(isolation)的本质，创造出了绝对的概念性独处（alone）状态；而又因主角鲁宾逊具有文明人的特质，引发了来自文明的主体间性和来自岛的隔绝之间的冲突，这种个体状态与惯性存在形式离异的荒诞感便是前文描述的符合大众普遍认知的“孤独”。在另一些有出现此种孤独的文学作品中，这种孤独可能并不会成为作品表现的主要情感，而是作为作者表现主旨的辅助条件，比如在《地下室手记》之中地下室人就先于叙事地处在地下室这一个隔绝的空间之中，不过孤独的底层逻辑还是类似的。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本人虽反复强调这第一种孤独源自于人物主体处于相对客观独处的状态，但二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独处是第一种孤独的必要条件，但若不提及对于独处的感知，则无法从独处推知此种孤独。独处而不孤独的典型案例是（自己在作品中刻画出的）梭罗，此人虽然也处于较为隔绝的状态，但由于感知主体本身对于人类文明的失望透顶，因此不会与独处产生冲突，故而无孤独之谈。
二、普世价值（宗教伦理、市民道德等）的缺失导致的与他者共有语言（系指价值衡量层面，非民族性形而下语言）不在场的孤独
与第一种孤独状态不同的是，在这第二种孤独而产生的情况中，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并未因上述（相对）客观因素脱离与他者共在的状态，而是失去了有效的交流手段。这种人物交流的缺席来源于其文化背景——西方文化近现代的剧变。因科学革命而产生的工具理性化导致的价值理性同质化达到巅峰，进而完全毁灭。而随之陷入绝境的还有建立在价值对等之上的“我——你”关系（非功利交流），而在20世纪上半页的种种人们设想中不应出现于理性的“现代”的惨剧发生，彻底击碎了人们对于这杀死了其余普世价值的最后之价值——科学理性的信任。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对19世纪残余的历史乐观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将在最后的普世价值从文学作品中拔除。本段论述的孤独便是处于上述文化背景之下出现的。普世价值在被现代性“祛魅”（马克斯·韦伯语，意为去神秘化、信仰化，全面理性化）之前，广泛意义上充当着一种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介质，譬如康德所言以定言命题的形式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原则，而作为普遍信仰的宗教伦理更是不言自明。但在普世价值死亡和价值多元化的现代语境下，人与人之间恒久的失去了这种沟通的介质，其结果便是主体身在人群之中，但无与他者沟通的欲望，陷入了一种自愿的孤独。自愿陷入孤独者中最经典的例子便是《树上的男爵》中在树上度过一生的柯希莫，生活在树上的柯希莫看似应被纳入上文第一种孤独的行列，但值得注意的是柯希莫是自愿地爬上了树而且决定不再回归正常生活，并不存在自身理想状态和实际状况的离异感，故不应被归为第一种孤独。柯希莫从未放弃过与他者的互动，但也从未因某一个他者而放弃自己的生活回到地面。树上的世界固然是一个被他人所遗忘和抛弃的世界，但柯希莫在这里找到了心灵的栖居之所，而这种自我与他人对于价值认定的偏差便来自于上述普世价值的缺失。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局外人》中的默尔索，这位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乐观虚无主义者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抽烟，回家与女友交媾；女友问他爱不爱自己时，他矢口否认；在面对审判时，他也放弃为自己辩护；临终时在神父面前忏悔祷告，他却认为自己不信上帝…这种种行为看似是他在特立独行，实则是他坚守个人价值，拒绝被他者定义的反叛表现（根据上文可以推知在普世价值缺失的状态下，主体会自然的反抗被他者客体化和价值同化），但这种对于来自他人的价值和定义的反叛注定会带给他一种孤独的结局。而《城堡》中的k也同样想要守护自己所认定的价值（到达城堡），但却遭到了来自外界和他者的压迫，最终在病态的挣扎中孤独死亡。总体上看，多数作家都认为这种孤独在现代语境下是无可避免的，但为了守护个体独立的价值，又是值得为此深陷其中的。
三、他异性的不可消解和对这一特征的感知带来的孤独
此种孤独虽也被描述为主体与他者沟通的失败，但在出现此种孤独的文学作品中，阻碍二者沟通的障碍往往并不位于沟通渠道上，而在于他者的存在形式本身。第一人称与第二、三人称关于心灵感知的不对称性注定了他者心灵是不可通达的。而这种他异性注定的任何想要与他人交心的努力都是无效的，这就将主体抛入了一种唯我论的绝对孤独境地（不过在文学作品中为了观感往往不会采用唯我叙事，而是着重突出人物间冲突的无可避免性，少数类似于《地下室手记》的作品在场景设计的层面上可能有唯我色彩，是特殊的存在，这点暂且按下不表）。最可以突出此种冲突的便是萨特给予“他人即地狱”这句话的形象出处——《禁闭》。三位主角生前本不相识，但却在死后等待下地狱的长久相处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互相折磨，最终意识到了自己已经身处地狱。萨特利用了这部作品传达自己的哲学观点：因意识的指向性和主体本质的缺失，人被判定为自由，而自由的主体相遇后，对于主体性的争夺是无可避免的。主体与他者之间不可能不产生冲突，故处于恒久的孤独境遇。而引领欧洲将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进行转向的沙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也可嗅出源自于他异性的孤独的味道。《群魔》之中筹划革命的一众人物看似“志同道合”，实则形如散沙：维尔霍文斯基满心阴谋与权力；斯塔罗夫金迷失于偶像的面具之下；基里洛夫意欲通过自我毁灭以达到人类的神圣化…他们注定不可能和睦相处，因为作者的观点早已借斯塔罗夫金之口说出：极善和极恶本没有区别，他们都来自人性。而正是这种“人性”使他们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类观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中也随处可见可见，可以说通过制造人物的对立而突出孤独是陀翁是惯用手法了。上述的人物在冲突发生后，往往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存在主义的沉沦状态，而这种沉沦状态便是孤独的真实体现。以上三种孤独是存在于西方近现代文学史上较为分明的三类。事实上，多数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只单独体现出了一重孤独，而是多种孤独的复合，上述的三种孤独的表现形态及其逻辑链条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此类文学的主旨含义和作者隐藏在文字之间的真实想法。而在论述这些作品的孤独，深入挖掘作品孤独结构的同时，作为独立于世界观之外的读者，我们也得以深入地思考，在自己的世界中，究竟该以何种姿态面对无可避免的孤独。我想这便是文学作品能带给我们最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