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湖光山色在抚平人间的生死界线，默默抚平在孩子们欢蹦乱跳的天真里，使这些孩子长大之后都达观开朗，不会为生命的坎坷而多愁善感。他们又始终知道有一个不高不低的空间在，众多祖宗正透过树丛烟岚关注世间，自己的种种作为都躲不过苍老的视线。
2.他既然把儿子寄存在乡下，那么儿子不是物品，已把生命与那片土地连在了一起。
3.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往往都是一种扮演，双方一旦扮演就无法沟通，越是无法沟通越是扮演得逼真。时间一长彼此都以为是真的，再也无法撤退。
4.美术不同于照相，画你，其实是画每个人自己。我会给这些画打分，那分数不属于你，只属于他们。
5.失去行为权利的人很难大幅度疯狂，真正疯狂的，只能是那些自认为拥有无限行为权利的人。
6.一个人，让疯子也看不顺眼了，那他就出道了。
7.爱好文学，并不等同于能保护文学。世间很多最严重的破坏，往往出于爱好者之手。
8.当一种荒唐从激躁走向停滞，当一种暴虐从无须走向有序，当一种破坏从偶发走向日常，反而更坏。
9.一种经过反复调试的秩序，会构成一种稳定；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生态，会构成一种惯性；一种沉淀着文化的规则，会构成一种防卫；一种蕴涵着人性的习惯，会构成一种气氛。这一切，正是上海让一切革命者头痛的地方，也是上海让一切极左派恼怒的地方。他们发现，全城的资产阶级可以低头，满街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很难整治：上海的政治身份可以改变，上海的文化生态却很难动摇。
10.造反派的批判没有进入文明的底线，根本无法建这一个对话（包括吵架）结构，而胡锡涛先生的批判话语却在文明线之内，具备辩论的基础。
为什么周围的厉词恶语能伤害我们？因为我们与它们处于同一个语法系统之中。两位老人呈现的是另一种语法，因此与周围世界无法沟通，当然也很难造成伤害。
11.我敢肯定，诽谤者们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他们断定一切有证人资格的人，都不愿去沾染这一些早已被他们搅浑了的远年事件。但是，他们低估了人们的道德勇气。
12.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这正像，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伤害，是被伤害者所不知道的。
13.我又想到了家乡的吴石岭。那么多古书都藏到山肚子里去了。秘不示人，外面看去还是莽莽苍苍一派强蛮，这才是乱世存身之道，山河授人之诀。
14.在失去别的任何价值系统的环境里，把生命搁置在最艰苦的档坎上，才能最明晰地感知它的存在。
15.天下一切以毁人为业的人总是贫穷的。
16.开始我以为这种纯净来自环境，一个月后觉得这种纯净来自文化，再过一个月又觉得这种纯净来自自己的生命了。。。原来，“半山古书”不是一种秘藏，而是一种境遇。
17.我让自己的文化行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18.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去，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伤害你的，也是一样。
19.因为当一种文明不能正视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失去以往在与蒙昧和野蛮搏斗时沉淀的历史力量，削弱了自己的体质。
20.在这一过程中，我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奇迹，那就是越学胸中越空灵，越写心中越疏朗，好像是做了一次大减法而不是大加法。原先堵塞在脑海里可以随口吐出的一大堆警句、名言、原理、法则全都没有了，整个儿一片空空荡荡。
21.那么多不亲近的文字，那么多极深奥的句式，当它们组接成一条通道出现在你脚下的时候,开始你会很不自信地却步，但当你咬着牙齿一步跨入，壮着胆子一点点走下去，终究会进入一个心旷神怡的天地。精确到毫末不遗，严密到丝缕不差，环环相扣而不闻声响，高迈缥缈而不容虚假，然后终于推导出结论来了，但这结论并不是一句话，几个字，而是一种高度，一种视角，一种境界进入过这样的天地再出来，就再也无法面对一切装腔作势的深刻，故意营造的玄奥和卖弄痛快的武断了。
22.我已感受到了，文化的最重要部位，只能通过一代代的人格秘藏遗传下来，并不能通过文字完全传达。中国经过太长兵荒马乱的年月，尤其是经过“文革”灾难，这种人格秘藏已经余留无多，因此必须细细寻访、轻轻拣拾，然后用自己的人格结构去静静磨合。
23.这些学理都非常精彩，排列在一起更觉辉煌，但它们显然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在美和不美这个最终触及个人神秘感觉的难题上，它们大多采取了高位宣判的方式。
高位宣判，总是以抽象代替了具体，以一般代替了特殊，很难阐释每一个审美现场的风云变幻，更无法解析不同时代、不同族群间审美感受的千差万别。无数艺术作品告诉我，那些著名的美学论断固然能对应成功的创作，却也能同样对应失败的创作，一切失败的创作在抽象意义上也都符合堂皇的美学原理。
24.一切艺术原则，都是从上而下的，教化式的，灌输式的。即使以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的时代已经过去（其实并未完全过去），艺术标准的出现形态也是高高在上的空洞教条。理论工作者常常企图用更符合学术逻辑的艺术标准来代替那种陈词滥调式的艺术标准，但结果是用一种教条代替另教条，一种空洞代替另一种空洞，换来换去于事无补。因此，需要另一种更切实、更靠近科学的理论结构。
鉴于这样的强烈感受，我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初露头角的艺术心理学产生敏感。我联想到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一些老艺人，他们的功夫谁都可以看到，但他们隐藏在心头的表演秘读却不易窥得。据我的调查，这些秘诀大多出于对观众心理状态的有效把握。其实，这比很多艺术原则和艺术标准都要珍贵。
25.艺术的本性，不应该仅仅是对民族心理的对应。只有创造，才是它的希望所在，包括中国传统艺术在内也是这样。我们历来过于寻求完满，包括寻求对民族心理的完满对应，而在今天，所有的前途就在于寻找不完满的所在，因为只有不完满的所在才是创造的空间。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我只就艺术发言。
26.这篇论文向我开启了一个现代学术等级，但我却要离开，我在高高的书架前不断抬头仰望，心想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搜购而来的书，以及由这些书组成的那种氛围，那种气场，那种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都将弃我远去。表面上，它们都在，但我不在了，心不在了，它们也就形同虚设。
27.我发现，在高等学校这样的机构里，一般的人际关系虽然复杂却不至于频频左右全局，如果频频左右了，一定是领导者本身把它强化的结果。
28.我完全没有从商经验，但对于事情有一种最质朴的逻辑判断，知道哪一种行为来自社会的真实需求，哪一种行为只是拙劣幻想。人世间的大判断不分行业。
29.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行政能力，主要来自于“直接法”，即认清目标后立即抵达，一步到位，不为任何理由转弯抹角，或拖延厮磨。这种方法最能袒露行为的目的和本质，难以被无聊程序和复杂关系所遮蔽，因此也最能让自己的内心被大家所透视。我认为,官员的亲民举动，有多种表现方式，但主要是靠每一个行为被民众的直接理解、透彻感受。一个单位的凝聚力，也由此产生。
30.苦难产生蔑视，蔑视产生强硬，强硬产生高效，高效产生轻松。我所要蔑视的，并不是上海戏剧学院里哪几个具体的人，而是超越任何具体单位的一种全社会的构成，一种悠久的历史沉淀，一种顽固的思维惯性。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31.“以前，高而不傲被看成伟大，但在道德革命之后，伟大的特征是傲而不高。”（兰多：《想象的对话》)我们不是高大的伟人，但我们有资格骄傲。历史留给我们的权利并不太多，但灾难毕竟教会了我们嘲笑。
32．真正的人生大选择，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自我挑战。
33.以艺术直觉面对古今中外一切作品和创造者，本是我的立论之本，
34．一、传统文化与创新精神并行不悖，共臻极致；
二、个人自由和互相尊重并行不悖，形成公德。
中国恰恰是在这两点上，一再地顾此失彼，偏于一端，甚至你死我活，两败俱伤。
35．膝下，多么不希望有惊扰。老人们常说:“我们尽量不生病,免得惊扰你们。”其实，我们惊扰他们的更多。做子女的在外面拳打脚踢，总以为父母在安全警戒线之外，而忘了他们一直在与我们贴身而行。
36．现在我似乎懂得，这是他们对过去谦恭的一种补偿。他们在谦恭中“憋”坏了，一旦失去必要，当然会在第一时间急不可待地报复
37．由于实在不能承受这一系列令人窒息的虚假，我决定出走。自己出走并不惹着谁，但在当代中国却会构成对固有文化生态的挑战，因此必将引来强烈反弹。生态挑战，直接触及不少人的谋生方式，因此会反弹得你死我活。我相信我有力量承受，而且义无反顾。任何义无反顾的承受，都来自于对另一方面的不能承受。
38．文学写作的基座是个体生命。
39．缺少精神归宿，正是造成各种社会灾难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灾难是小人灾难，最大的废墟是人格废墟。
40．一种古老文明难以解读，这就意味着这种文明难以传承，意味着生活在这种文明疆域里的后代难以获得文明自觉。文明的延续是生命化的。有时乍一看只是无生命的木石遗存。但它们与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应关系。如果一种文明的遗述只能面对后代全然陌生的目光，那么它也就真正中断了，成了最深意义上的“废墟”。
41.可见，我在佛罗伦萨想得更多的并不是艺术，而是社会进步的资源合成，以及历史转型中的文化功能。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价，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开创一种新文化。
42.我的生命能面对凶险，但不能面对恶浊
43.我想，大文明是需要大空间来承载的。空间小了，原来的大文明也会由大变小，如果不变小就会被撞碎，或者流逸别处。希腊文明很大，但空间太小，后来只能流逸在外，由阿拉伯学者和意大利神职人员保存、寻找、连辑，最后在佛罗伦萨复兴，复兴在一个大空间之中。眼前在耶路撒冷互相冲撞的几种文明，本来也很大，但为了冲撞的需要都把自己削尖了，因此也由大变小。
44.完全没有时间看第二遍，更不可能锻字炼句。我想，这是由悬崖边上的文化考察带出来的悬崖边上的写作状态。使命、知识、学问，连同文笔、修辞、节奏，全都逼迫成一种即时进发。即便可能有差错或陋笔，也是来自于生命直觉的真实和写作环境的真实，比躲在书房里引经据典、反复修改而得到的所谓“准确”，珍贵多了。几个世纪前欧洲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游历非洲和中东，在记述上产生过很多差错，但这些差错的造成，本身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原因，所以也成了后代进行正面研究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