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讲被西方偷换扭曲而为西方所用的概念，这类概念原本不属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甚至曾经具有反西方、反资本主义色彩，一度被西方价值观避之唯恐不及，但是被西方偷换扭曲甚至再造之后，逐渐的为西方所用，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形成了表面上的逻辑一致。由于这些概念在历史上大多具有某种进步性、或者正义性的特征，所以人们更容易接受而忽略它含义的转换。所以这类概念的欺骗性特别强，比如象平等、民主、文明、进步等等。
我们来看一看平等概念，平等概念自古有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人的平等的文明，中国是从秦汉之后逐渐开始消除人身依附，实现人的平等。欧美俄是到19世纪之后才废除奴隶制或者农奴制。中国是最早进入平民政治阶段，其他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是19世纪才开始走出贵族政治。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就是因为中国实现了这种人的平等。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西方，自古即存在长期而大规模的不平等，直到资本主义兴起，才象马克思所说的产生了以财产的不平等来取代了过去基于出身不同的不平等。随着欧洲人的觉醒，平等就成了现代社会生命力最强大的价值追求之一。
西方的资产阶级在打破贵族式的不平等、实现了基于财产权的自由权利之后，他其实是希望平等不必再往前推进了。但是，他又不敢公然去反对这种普遍的平等，于是他们处心积虑的把平等概念给改造成在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形式的平等，等等。在这个基础上，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披上了一个虚假的平等主义的面纱。但是实质的、结果的平等，被西方的思想家不断的污名化，甚至把它视为一种暴政、集权的要素之一。例如，极权主义的思想家几乎都致力于建构平等和极权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大多数也是反对平等、鄙视平等。在他们眼里，精英垄断知识的民国时期是最好的，泥腿子建立的这个人民政权天生是带有原罪的。这些年很多公知、大v的文字里边，处处都端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话里话外都有一种你们也配的傲慢。最典型的象芳芳女士，不少政法学者和出版传媒界的很多人士，满口不离乌合之众、多数的暴政这些洋词。他们天天讲自由民主，实际上关心的只是自由。一旦讲完自由，马上就不提民主了。在他们的眼里，精英拥有少数派否决权才是高大上的宪政民主，而带有平等倾向的制度和政策就是民粹主义。
从这个平等概念，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来到这个民主概念，因为现代民主最初是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的。原本这个现代民主是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本质上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包含有经济民主、社会平等、集体主义等等这些内涵。所以资产阶级肯定是不喜欢民主这样一个东西，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怎么来制约民主，比如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象华盛顿、汉密尔顿，甚至所谓民主派的麦迪逊，他们其实思考的都是怎么来限制民主、制约民主。法国的拿破仑、路易波拿巴，德国的俾斯麦、希特勒，奥地利的梅特涅、俄国的克伦斯基，所有这些人何曾有过支持民主。一直到七八十年代，西方很少说自己是民主，而是自称自由阵营，当时苏联东欧才说自己是民主阵营。
西方到80年代之后，特别是91年苏联解体之后，才开始把自己给装扮成民主。中国的60后到80后这么几代人，恰恰是在西方话语的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所以就非常容易习惯的接受了西方民主的这样一种概念。19世纪以来，欧洲工人运动不断提出民主的诉求，民主就成了欧洲一个特别强大的潮流，一度使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坐在了社会革命的火山口上。无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强大力量迫使资产阶级不断的向民主妥协，这些人就会思考怎么能够釜底抽薪的解构掉民主这样一个东西。西方思想家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不断的来阉割民主的含义，最后把它给改造成一个程序性的工具。其中一个集大成者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有本书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解构民主的价值内涵，让民主不再成为带有政治价值的一个概念，而让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一个工具性、程序性的东西。熊彼特重新定义了民主，他把民主视作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原来的含义由人民来统治被消解掉了，变成由选票选出的代议机构和政客来统治，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同政党来统治的一种制度。原本民主是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通过他的这种概念偷换，民主和资本主义也建立了关系。所以，他对民主概念实现了天才的一个建构或者偷换，民主的价值性因素就被剥离，代之以一种程序性因素，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被代之以一套竞争性选举程序，民主的名称也慢慢的被偷换成自由民主。
自由和民主这样一对原本对立的概念被强行的嫁接在一起，成为今天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一种错误观念。今天对世界上多数人来讲，提起民主，大家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自由民主，想到西方式的或者美国式的这种民主。通过偷换概念操作，西方价值观非常有效地掩盖了名实相违的困境，实现了一个虚假的指明致实。这个民主概念是二战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比如政治学，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都以它为支点，推翻这个概念几乎就可以摧毁掉西方的政治学。而如果我们盲目的去跟从他，那么我们中国自主的政治知识就无从谈起，政治学也永远不可能向着真正的科学前进一步。非常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的政治学者应该说多数仍然是在跟随，而不是反思这样的概念。
再比如象文明这样一个概念，它在历史上原来指的是人类产生文字以后，所产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它的整体都叫做文明。但是在18世纪，这个词被塑造成一个特殊的含义，就是英、美、法这些国家所代表的西方商业化的社会组织模式，进而把所有非西方文明给贬低为野蛮文明，“文明”就和西方画上了等号，包括德国这样的莱茵河以东地区都被扣上了一个野蛮的帽子。所以，德国人对这个词非常敏感、非常反感，德国人曾经非常尖锐的批评西方文明概念的狭隘性。比如象德国思想家克尔耐，就曾把西方文明给界定为共和主义的法国、资本主义的美国和自由主义的英国。这种西方的文明概念和文明史观，随着西方在二战中的取胜，随着西方的轰炸机、商品和货币而征服世界，成功的影响了相当多数人的头脑，让这些人相信西方所代表的是文明、是主流、是普世价值。
大家在网络上经常听到公知们说，中国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我们要和世界接轨，动不动就拿文明和野蛮来影射西方和中国。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创造和反抗，进行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比如把义和团说成野蛮，把近代中国人说成愚昧，无非都是拾这种西方文明观的牙慧。在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热极一时的，象现代化理论、民主化理论、转型理论，无非也是这种文明史观的一种边缘回响。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改造策略十分成功，今天中国人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很少会意识到它们的本来含义，往往是人云亦云，在西方意义上加以理解。并用这些改造过的概念来评价中国，很自然的批评中国不平等、不民主，说我们过于强调特殊性，甚至说我们自绝于世界主流，自绝于普世文明等等。殊不知恰恰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才应该放在这些概念的法庭中接受审判。
被西方话语有意掩盖的概念，有句老话叫于无声处听惊雷，我们有时候观察西方不使用什么概念、回避什么概念，往往和研究它使用什么概念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这一类概念是西方话语所不喜欢使用，或者仅在特定条件和前提下使用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概念的地位也都不相同，但是总体上，资本的力量是试图限制、掩盖，并且使人们遗忘他们。包括象国家规模、阶级主权、共同体秩序等等。
我们先来看国家这个概念，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十分重要，特别是在所谓的重商主义时期，那个时候资本需要国家的保护，它仰赖国家暴力的支持。民族国家就是西方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西方就是借这个概念来解构，比如东欧的那些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清朝的这种天朝上国。这种传统的国家观念，直到今天，西方仍然在试图利用象新清史、蒙元史、东亚史这样的所谓的学术创新来解构我们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但是国内有很多学者盲目的跟随这些噱头，奉为圭臬。其实谁掌握了国家的定义权，谁就掌握了正义进步和道德的定义权，西方的话语霸权离不开西方对国家概念的定义权。
随着西方的崛起和殖民体系的扩张，国家概念逐渐受到冷落。究其原因，既是由于资本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国家，西方资产阶级在国内已经成功的俘获了权力，在世界上也已经实现了资本的制度化控制和文化控制。同时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阶级性的分析入木三分，资产阶级很难在理论上加以反驳或者偷换，它不得不采取某种回避策略。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国家概念本身的定义也过于狭窄，现代西方人对国家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短短几百年强大的历程让他们忘了世界历史的多样性，他们过于短暂的历史也让他们非常孤陋寡闻。所以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概念，其实是很难涵盖国家这种政治现象的，这也不利于他们建构关于现代世界的一个政权性的知识体系。
总之，国家的概念在西方思想中逐渐的退出了中心舞台。特别是二战后，随着行为科学的兴起，西方社会科学开始系统性的解构和隐藏国家这样一个概念。比如象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纷纷使用一些看起来更加科学、更中立的词来指国家，他们会用政治系统、政治过程、集体行动、行为体、多头政体、多元主义等等这些概念，来取代国家这个概念的全部或者部分含义，甚至在很多著作里根本就不提国家这个词。在不得不谈及国家的时候，他们有一系列的办法来回避和解构，比如建构一种中立性、功能性、价值无涉的国家观念，把国家降到一个纯粹功能性的层次。或者把国家分解，转化成具体而微的政府、政党、地方政府或者社区等等组织，就是不提国家本身。他们有时候以“治理”这样的概念来消解国家和政府作为合法权利来源的唯一性。比如西方学者讲到治理（governance）这样的词的时候，他们背后默认的一个前提就是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没有政府的治理），它隐含的目的就是要去国家化，强调所谓公民社会的力量。
他们有时候以公民社会，就是所谓的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这样的概念，来把国家给变成一个社会和国家二元对立里的一端，然后让国家处于一种需要被警惕、被审判的状态，比如把国家给视为对社会进行掠夺和汲取的一种主体。他们有时候用法制这样的概念来消除国家的政治性内涵，法治和宪政这样的词，它包含的意思就是要对政府和国家权力进行约束，背后就是把国家给描述成一个罪恶之源。就象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常讲的，国家是必要的恶，所以，法和程序就变成了正义的化身。但是他们绝口不提法是谁的法，程序是谁的程序。中国法学界在这方面也没有少受忽悠，比如我们有一本宪法学的教材，开头讲什么是宪政，定义就是以宪法治理国家就是宪政。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糊涂说法，中国也是宪法治理国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很多法学公知不认为中国是宪政，还天天想着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宪政，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只有资产阶级的宪法，只有基于资产阶级所设定的、并且对他们有利的、程序正义的宪法制度，才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能够否决多数意志的时候，也就是资本力量可以压倒控制国家力量、可以压倒人民的时候，才称之为宪政。所以，我们的教材不讲是谁的宪法，谁统治谁的问题，只是抽象的讲以宪法治理国家就是宪政，这怎么可能讲清楚这些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呢？
与政治学不约而同，西方经济学也构建了这种反国家的自由主义神话，他们崇尚市场和社会，反对政府干预，塑造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另外象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有的学科片面突出族裔、身份认同等等这些低政治概念，介于解构国家的阶级性等高政治问题。在世界范围，西方大力塑造所谓的世界公民、普世价值这些反国家主义的价值观。虽然从1970年代以后，经常有学者会呼吁要找回国家，要重新发现国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理论重新要引起对国家的问题的关注。政治学界也有一些学者重新提出所谓的国家能力这些命题，但是总体上，国家这个概念在西方思想和学术体系中，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概念。
从这个国家概念，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另一个概念就是规模，因为国家必然是和规模相关的。西方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小规模传统，现代美国、欧盟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实际上还都处于未完成状态，规模仍然是西方政治的一个重大挑战。因而西方学界非常不愿意谈论规模，研究市场、研究公司、研究经济的都知道，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规模效应多么重要。但是很奇怪的是，反而是研究政治和国家的人，却对规模问题三缄其口，很难讲这是无意的忽视还是有意的掩盖。客观上西方政治学对如此重要的一个变量，却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原因大概是西方政体的传统都与小规模传统有密切关系，包括现代的这个选举制、联邦制等等，也都是为了解决小规模国家如何变成大规模的问题而发明的，并且这些制度迄今还都没有能够很好的回应规模的挑战。所以西方为了保持他话语的优势，他自然希望回避这些问题。正象台湾学者朱云汉教授所讲，他说如果把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的体量考虑进去，那么西方政治学很多理论就破产了。因为他们的研究往往是把大象和老鼠一视同仁，放在一起来比较。
下一个概念就是阶级，阶级也是西方话语特别不愿意触及的一个概念，因为阶级理论对资本主义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所以它也遭到了系统性的屏蔽。西方社会学制造了大量的一些模糊概念，比如阶层、stratification（社会分层）等等来回避阶级问题，同时发明出一些比如middle class（中产阶级）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最早出现是作为一个收入统计类别的名称，不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他们拿中产阶级来取代传统的这个阶级概念，目的就是为了把阶级概念给去政治化，用纯粹的收入概念来掩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于阶级，我们国内学界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非常深，他们认为美国没有阶级问题，美国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
第四个概念就是共同体，共同体本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人类的群体总要结合成一定形式的共同体才可以生存。从经济上讲，共同体的特征之一就是财产的共同拥有和使用。比如象我们今天熟悉的共产主义、同志这样的概念，在西方语言中，它和共同体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和词源的联系。资本主义始于英国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的一个观念就是消灭传统的共同体的共有产权，确立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权制度。因而资本主义与共同体概念在本质上是有矛盾的，同时，当前西方的资本仍然需要国家作为一个载体。象国际金融资本仍然需要美国的轰炸机，需要美国的军事机器来为它护航，所以它暂时还没有办法接受共同体的完全解体。因为这种矛盾心态，西方意识形态对共同体也是讳莫如深。
二战后的资本统治的演进有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第一阶段始于二战结束之前的1944年，当时英美这些国家在美国开了一次会，叫布雷顿森林会议。会上确立了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的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倾向于贸易自由，它对金融自由有不少限制。第二个阶段始于1971年，从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开始，金融资本就开始走上了一个上升的轨道。到80年代一系列的自由化改革和金融自由化立法，这个寄生性的金融资本日渐摆脱作为宿主的国家，开始放飞自我，在国际上全球化资本流动、产业外移。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部，金融资本也逐渐的抛弃了社会虚拟资本的收益，越来越跟社会多数成员无关，跟实际的生产过程无关。这就导致了西方内部的阶级矛盾和种族问题的爆发。
在7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阶段，金融资本越来越多的不需要生产、不需要劳动力、不需要社会，最后也不需要国家了。它变成了一个全球流动的幽灵，不再需要任何形式的共同体作为躯壳。即使是对于美国本身，金融资本需要的也只是国家的军事力量和传媒的洗脑工具。所以，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以来的西方话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去共同体化，甚至是反共同体化的趋势。
第五个概念就是秩序。对于一个共同体而非一小撮金融资本家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秩序而不是自由。因为，秩序原本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第一原则，一切价值都基于政治秩序的存在。但是美国的金融统治集团为了自身的资本的利益，它在全球扩张或者所谓的民主推广中处处去打破秩序，目的就是为了它能够自由流动、能够收割全球。因而它在意识形态话语上试图掩盖秩序的第一性，一直到西方国家自身开始遭到秩序和安全的困境时，才迫不得已开始讨论秩序问题。
金融资本只会向着脱离生产、靠投机获利、靠制造危机和战争来收割世界财富，来剥削边缘国家和地区的剩余价值的这样一条不归路，一条道走到黑。美国政治共同体的解体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命运，美国的霸权之路也必然以自身政治秩序的崩溃，或者坍缩为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