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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若麟
人类社会自有记载以来，绵延千年。但我们开始对世界产生一个总体上的认知，仅仅是最近不到两百年的事。而要真正论及我们中国人对世界，特别是对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方”的认知，我则认为我们大致处于启蒙时代的开端。
法国著名汉学家让-路易·罗卡曾常驻中国。在与中国各阶层精英人士深入接触后，他吃惊地表示，中国精英层缺乏理解西方的能力。他说：“他们毫不理解西方统治阶层以人民的合法名义控制人民的那些民主政体运作技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切中要害的断语。
事实上，我们与西方打交道已逾百年。然而我们的精英对西方的认知却确确实实始终停留在表层。我们的媒体对西方做了大量报道，我们的书商出版了大量有关西方的书籍，但我们却很少有真正能够深入到西方文明本质的作品。在我回国的三年内，我广泛、大量地阅读了国内种种书籍。我发现，目前在国内流传甚至畅销的有关西方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泛泛而论，属于走马观花之作。一些作家、记者或名流，到外国逛一圈，就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一本书出版了。这类书实际上充满了对西方的无知和误解。真正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些作者既缺乏理解西方的意愿，亦缺乏理解西方的能力。他们完全是以自己的想象作用于“眼见”，为中国读者虚构出一个只存在于他们自己头脑中的“西方”。这个“西方”实际上似是而非，其实际内涵与真正的、真实的西方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可以举出很多“名家”的这类“西方之旅”作品。我也读了不少在海外常驻记者的书，他们本来是有条件和能力写出一些具有真正价值的文章、书籍的。但他们笔下的西方，仅仅是一个西方媒体所描述的西方，缺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甚至一些在西方留学、定居的人也未能逃出这一宿命。一家出版社将一位在法国留过学的作家的畅销书寄给我。我一读，发现书中所引的内容，几乎都是已有中文译本的古典作品，书中所描述的“法国”也大致是18世纪、19世纪的法国，而绝非今天21世纪的法国。这令我怀疑其外语水平是否已经达到能够流利地与法国人交流的程度。
而另一类，则是相当一部分学者们的作品。他们著作的特征，倒不是自己想象出来一个“西方”，而是忠实地将西方想告诉中国的那些“史实”和理论，编撰甚至编译，变成他们的“作品”，传递到国内。这类学者由于缺乏在西方长年工作、学习、生活的机会，也缺乏与西方学者长年交往、交流以深入了解他们的机遇，因而只能从理论到理论，到西方特意推荐给我们的书本中去寻找西方、了解西方。他们绝对想不到，西方历来是“照我说的去做，但别照我做的去做”的。因此，当他们研究后一本本出书时，他们只是在传递西方“所说”的东西而已，而对西方的“所做”，则基本没有机会去了解、理解并介绍给国人。所以我认为这类书很多都实际上只能算是“编撰”“编译”或“译撰”，而非真正意义上有独立见解的著作。在他们的书中，大多是转述他人的“事实”、他人的理论、他人的观念……这类作品要想突破西方表层那个“硬壳”，看到西方的真实内涵，特别是西方统治集团的操作手法，无疑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缘木求鱼，难之又难。
应该承认，在我们对外开放之初的年代，上述这两类作品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到了今天，再撰写、发表同类作品，说轻了是误人子弟，说重了是误国误民。
边芹的《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及其姊妹篇《谁在导演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则是两本绝然不同的书。这两本书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其中所有的内容——包括她所举的例子、引用的人物所言、描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边芹自己在西方工作、生活时通过日复一日地仔细观察，日积月累，从而一点一滴地总结、归纳出来的。是异于常人的敏感和长期浸淫在西方政治、文化、历史，特别是社会现实中的切身体验（比如她曾担任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的评委），使她参透了西方媒体、电影等领域深层次的现实，从而通过这两本书将之公诸于众。
阅读这两本书，最令读者触目惊心的，是边芹抓住了西方文明基因中的基本特质——征服。边芹告诉我们，隐身幕后的西方统治集团数百年来一直在悄无声息地“导演”着世界，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世界。肯定有人会说，这太耸人听闻了吧？这是阴谋论！确实，对意图的揣摩是有一定的主观性的。西方的一些媒体不也一直在鼓吹“中国威胁论”吗？尽管中国已经一再声明没有争霸的意愿。然而我们读边芹的书，看到的并非对统治集团意图的揣摩，而是他们征服世界步骤的一点一滴、一个个细节、一个个具体的做法；书中将这些细节和做法酣畅淋漓地剖析给我们看，读来令人惊心动魄、振聋发聩。这些，不仅在中国的书籍里找不到，即使在西方历史书里也很难找到。其最为珍贵之处，就在于这一切都是边芹通过旅居西方二十年之久，亲身体验和观察，并经过十数年的反复验证、核实后才得出的结论。边芹在书中前言“我的精神冒险”中，对其思想演变轨迹和解剖西方文明的过程有着非常详尽的解释。凡不带预设观念或偏见的读者，都可以非常明白无误地看出，我们不需要去揣摩西方的意图，只需要看边芹所写是否基于事实。只要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自己即可得出结论。
正是在西方旅居期间，边芹跨过了她人生中的一道重要的槛。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人生被“分割成清晰的两个阶段，甚至有点前生今世的跌宕”，且“前半生不知后半生的存在，后半生拒绝再看前半生”……她指的是她思想上对西方认知的一个质的飞跃。在越过这道槛之前，她自承对西方的认知，与中国绝大多数过去和今天的精英一样，属于“连门都没有摸着”的水平，尽管此时她已经翻译了几十万字的法国文学作品，撰写了大量有关西方文化、电影的文章。边芹在一篇题为《向西看的那个槛》的文章里曾写道：这道槛，并非所有人都能越过的。越不过去的，就永远地停留在这道槛上，就永远不会深解、参透西方。
看看今天的中国，很多精英迄今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着孟德斯鸠、卢梭们……或稍进步一点儿的津津乐道于萨特、阿隆们……而对今天的西方，对现实中的西方，特别是对隐身幕后的西方统治集团，却一窍不通，或知之甚少；他们就是未能越过这道槛。当他们读到边芹笔下那个与他们头脑中大大不同的世界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拿着“被导航过”的所见，来质疑边芹所透析的现实，实在令人备感荒谬。
阅读边芹的作品，必须要有耐心，必须仔仔细细地抓住每一个特殊的用词，理解每一句不同寻常的句子；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才能真正读懂她。边芹的文章，是对西方统治集团通过话语权来“导演”世界的各种手段、方法和步骤的细细解剖。就像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一般，边芹将西方统治集团的“话语统治术”中的“战术”、对让-路易·罗卡口中的“民主政体运作技巧”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分析。一旦读懂边芹，我们就可以明白，这场文明“战争”正在进行以及如何进行……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一句著名的自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谁解其中味”，一句话，道尽了作者的全部心血和期盼。每读边芹的书，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句话。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中华文明在近两百年间确实被绊了一个跟头……今天，我们正在复兴的道路上疾奔，但我们还会不会再次被精心设置的“暗礁”绊倒？边芹不能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在后记“一个‘精神亡国者’的哀伤”里曾这样写道：“我因长年客居国外，做梦也想不到揭露西方一些真相，在自己的祖国遭到冷遇和排斥……”但愿那句“人们啊，不要说没人曾提醒过你们……”在未来的某一天不会成为我们痛苦的回味。
人类社会自有记载以来，绵延千年。但我们开始对世界产生一个总体上的认知，仅仅是最近不到两百年的事。而要真正论及我们中国人对世界，特别是对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方”的认知，我则认为我们大致处于启蒙时代的开端。
法国著名汉学家让-路易·罗卡曾常驻中国。在与中国各阶层精英人士深入接触后，他吃惊地表示，中国精英层缺乏理解西方的能力。他说：“他们毫不理解西方统治阶层以人民的合法名义控制人民的那些民主政体运作技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切中要害的断语。
事实上，我们与西方打交道已逾百年。然而我们的精英对西方的认知却确确实实始终停留在表层。我们的媒体对西方做了大量报道，我们的书商出版了大量有关西方的书籍，但我们却很少有真正能够深入到西方文明本质的作品。在我回国的三年内，我广泛、大量地阅读了国内种种书籍。我发现，目前在国内流传甚至畅销的有关西方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泛泛而论，属于走马观花之作。一些作家、记者或名流，到外国逛一圈，就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一本书出版了。这类书实际上充满了对西方的无知和误解。真正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些作者既缺乏理解西方的意愿，亦缺乏理解西方的能力。他们完全是以自己的想象作用于“眼见”，为中国读者虚构出一个只存在于他们自己头脑中的“西方”。这个“西方”实际上似是而非，其实际内涵与真正的、真实的西方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可以举出很多“名家”的这类“西方之旅”作品。我也读了不少在海外常驻记者的书，他们本来是有条件和能力写出一些具有真正价值的文章、书籍的。但他们笔下的西方，仅仅是一个西方媒体所描述的西方，缺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甚至一些在西方留学、定居的人也未能逃出这一宿命。一家出版社将一位在法国留过学的作家的畅销书寄给我。我一读，发现书中所引的内容，几乎都是已有中文译本的古典作品，书中所描述的“法国”也大致是18世纪、19世纪的法国，而绝非今天21世纪的法国。这令我怀疑其外语水平是否已经达到能够流利地与法国人交流的程度。
而另一类，则是相当一部分学者们的作品。他们著作的特征，倒不是自己想象出来一个“西方”，而是忠实地将西方想告诉中国的那些“史实”和理论，编撰甚至编译，变成他们的“作品”，传递到国内。这类学者由于缺乏在西方长年工作、学习、生活的机会，也缺乏与西方学者长年交往、交流以深入了解他们的机遇，因而只能从理论到理论，到西方特意推荐给我们的书本中去寻找西方、了解西方。他们绝对想不到，西方历来是“照我说的去做，但别照我做的去做”的。因此，当他们研究后一本本出书时，他们只是在传递西方“所说”的东西而已，而对西方的“所做”，则基本没有机会去了解、理解并介绍给国人。所以我认为这类书很多都实际上只能算是“编撰”“编译”或“译撰”，而非真正意义上有独立见解的著作。在他们的书中，大多是转述他人的“事实”、他人的理论、他人的观念……这类作品要想突破西方表层那个“硬壳”，看到西方的真实内涵，特别是西方统治集团的操作手法，无疑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缘木求鱼，难之又难。
应该承认，在我们对外开放之初的年代，上述这两类作品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到了今天，再撰写、发表同类作品，说轻了是误人子弟，说重了是误国误民。
边芹的《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及其姊妹篇《谁在导演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则是两本绝然不同的书。这两本书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其中所有的内容——包括她所举的例子、引用的人物所言、描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边芹自己在西方工作、生活时通过日复一日地仔细观察，日积月累，从而一点一滴地总结、归纳出来的。是异于常人的敏感和长期浸淫在西方政治、文化、历史，特别是社会现实中的切身体验（比如她曾担任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的评委），使她参透了西方媒体、电影等领域深层次的现实，从而通过这两本书将之公诸于众。
阅读这两本书，最令读者触目惊心的，是边芹抓住了西方文明基因中的基本特质——征服。边芹告诉我们，隐身幕后的西方统治集团数百年来一直在悄无声息地“导演”着世界，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世界。肯定有人会说，这太耸人听闻了吧？这是阴谋论！确实，对意图的揣摩是有一定的主观性的。西方的一些媒体不也一直在鼓吹“中国威胁论”吗？尽管中国已经一再声明没有争霸的意愿。然而我们读边芹的书，看到的并非对统治集团意图的揣摩，而是他们征服世界步骤的一点一滴、一个个细节、一个个具体的做法；书中将这些细节和做法酣畅淋漓地剖析给我们看，读来令人惊心动魄、振聋发聩。这些，不仅在中国的书籍里找不到，即使在西方历史书里也很难找到。其最为珍贵之处，就在于这一切都是边芹通过旅居西方二十年之久，亲身体验和观察，并经过十数年的反复验证、核实后才得出的结论。边芹在书中前言“我的精神冒险”中，对其思想演变轨迹和解剖西方文明的过程有着非常详尽的解释。凡不带预设观念或偏见的读者，都可以非常明白无误地看出，我们不需要去揣摩西方的意图，只需要看边芹所写是否基于事实。只要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自己即可得出结论。
正是在西方旅居期间，边芹跨过了她人生中的一道重要的槛。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人生被“分割成清晰的两个阶段，甚至有点前生今世的跌宕”，且“前半生不知后半生的存在，后半生拒绝再看前半生”……她指的是她思想上对西方认知的一个质的飞跃。在越过这道槛之前，她自承对西方的认知，与中国绝大多数过去和今天的精英一样，属于“连门都没有摸着”的水平，尽管此时她已经翻译了几十万字的法国文学作品，撰写了大量有关西方文化、电影的文章。边芹在一篇题为《向西看的那个槛》的文章里曾写道：这道槛，并非所有人都能越过的。越不过去的，就永远地停留在这道槛上，就永远不会深解、参透西方。
看看今天的中国，很多精英迄今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着孟德斯鸠、卢梭们……或稍进步一点儿的津津乐道于萨特、阿隆们……而对今天的西方，对现实中的西方，特别是对隐身幕后的西方统治集团，却一窍不通，或知之甚少；他们就是未能越过这道槛。当他们读到边芹笔下那个与他们头脑中大大不同的世界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拿着“被导航过”的所见，来质疑边芹所透析的现实，实在令人备感荒谬。
阅读边芹的作品，必须要有耐心，必须仔仔细细地抓住每一个特殊的用词，理解每一句不同寻常的句子；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才能真正读懂她。边芹的文章，是对西方统治集团通过话语权来“导演”世界的各种手段、方法和步骤的细细解剖。就像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一般，边芹将西方统治集团的“话语统治术”中的“战术”、对让-路易·罗卡口中的“民主政体运作技巧”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分析。一旦读懂边芹，我们就可以明白，这场文明“战争”正在进行以及如何进行……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一句著名的自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谁解其中味”，一句话，道尽了作者的全部心血和期盼。每读边芹的书，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句话。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中华文明在近两百年间确实被绊了一个跟头……今天，我们正在复兴的道路上疾奔，但我们还会不会再次被精心设置的“暗礁”绊倒？边芹不能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在后记“一个‘精神亡国者’的哀伤”里曾这样写道：“我因长年客居国外，做梦也想不到揭露西方一些真相，在自己的祖国遭到冷遇和排斥……”但愿那句“人们啊，不要说没人曾提醒过你们……”在未来的某一天不会成为我们痛苦的回味。
